國家、民族的界限竟是如此模糊、飄忽，超乎想像的善變！
中央吞噬地方，還是地方反噬中央？
帝國擴張帶來的也許並非壯大國家的福音，而是對自身定義的挑戰。
日本知名學者小熊英二，透過「檢證近代日本對沖繩、愛努、台灣、朝鮮為主的『政策論述』」，試圖探詢「『日本人』的界限如何被設定」，質問曖昧難釐清的民族與國家界限，直探文化最核心、地域最本質，擘劃出日本與其周邊地區近百年來若即若離、糾纏難解的歷史。
小熊英二表示，自19世紀中旬開始，日本帝國擴張的過程並非一以貫之，反而政策相對模糊，其統治下的沖繩、愛努、台灣、朝鮮的定位和人民因而搖擺不定，中央和地方相互映照、拉扯，反覆辯論「何謂日本、何謂日本人」？指出了1879年以後，日本與周邊地區的辯證中，國家與人民的概念是如何複雜而多層次，並詳細分析各時期的政策、法律、教育方針，呈現出尚待我們明辨、釐清的幽微處，以及這些衝突與融合如何同時影響、挑戰了日本作為一個「國家」的定義。
《「日本人」的界限》梳理了以日本為中心，複雜多變的民族、國家面貌，探問日本百年來的殖民政策、國家與人民的本質，釐清近代東亞歷史最難辨難解的一面。
後進帝國主義的特徵
正如本論的檢證中已經闡明的，要對日本的周邊地區政策論做出分析，就必須考慮到一個要素，那就是：相較於18到19世紀的英法，或者20世紀的美國這樣，沒有足以威脅「自己」的更上位存在，日本的情況則有些許不同。故此，我們首先必須從日本帝國主義的「後進」這一點，來開始進行考察。
希望各位留意的是，這裡所謂的「後進」並不是指資本主義經濟上的不成熟這種實體問題，而是指「先進」勢力的存在、以及對它的意識所產生，在關係上以及認同上的問題。正因如此，不管日本社會的近代化發展到甚麼程度，在有「先進」勢力的存在下，始終都是「後進」。
再說這種後進性質的影響。首先，日本的論者與政策制定者在擴大支配地區時，總會強烈意識到「歐美」這個競爭對手的威脅。在日本的周邊地區政策論中，輕視經濟成本、重視國防，以及十分執拗於確保原住居民的忠誠心，這種種的姿態，如果排除和「歐美」的競爭意識不論，就無法清楚解釋。
日本對周邊地區的支配，總合起來到底是不是赤字，這點還有待今後的研究證實；不過完全把經濟成本拋在一邊，只是強行要求領有，這樣的論調並不在少數，這也是事實。說起來，像沖繩和朝鮮，或者是台灣這樣，資源少、人口密集、幾乎沒有什麼新開發餘地的地區，領有是否合乎經濟利益，從最初就有人抱持疑問。以石橋湛山為頂點，透過成本計算主張的放棄論或領有慎重論，在這種情況下雖有成立的餘地，但即便如此仍下定決心要占領，且不願放手、甚至也不肯給予自治權利，之所以如此的背景，乃是與害怕「歐美」奪取這些地區的心態密切相關，這點在本論中清楚可見。
所謂重視國防並不是只有嘴上說說，就現實也是如此。日本在朝鮮半島部署了兩個師團，在台灣部署了兩個連隊（團），相較於英國在東非只部署了一個大隊（營）的事實，可以說是呈現極端的對比。01之所以如此，雖有朝鮮半島原本就是對蘇戰爭以及踏足大陸的基地，必須確保的重大原因在，但也有相對於間接統治路線，在治安上維持較困難，以及不願編組以原住居民為核心的殖民地軍的影響在。
英法等國的殖民地支配，會利用編組印度人或塞內加爾人部隊成為殖民地軍，鎮壓當地的叛亂，從而減少宗主國的部署成本。日本在領有台灣初期，也曾在乃木希典總督的麾下，編組過鎮壓叛亂用的台灣人部隊，但因為成績不佳，所以旋即遭到了解散。在這之後，三一獨立運動過後不久，朝鮮軍司令官宇都宮太郎曾提議編組朝鮮人部隊，但最後並沒有實現。02中日戰爭以降，對朝鮮人和台灣人的動員是採取編入國民軍的方式，和殖民地軍的編成有著原理上的根本相異。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第十六章也提過，那是因為日本動員本國士兵的成本頗為低廉，再加上無法信任朝鮮人與台灣人的忠誠心之故。英法等國在支配殖民地時，只給予殖民地軍舊式的裝備，如此一來就算爆發叛亂，也可以用比較少的宗主國軍便能鎮壓。但日本的情況是，擔心一旦歐美各國的軍隊攻來，朝鮮人和台灣人部隊恐怕會群起呼應。因此，雖然日本也有把人口稀少、判斷一旦叛亂起來也容易鎮壓的台灣山地原住民，編組成稱為「高砂義勇隊」的民族部隊，但對朝鮮人部隊的編成，還是會覺得頗有危險。
這種後進意識導致的對「歐美」恐懼心態，當然也影響到統治論的型態。英國史家，以研究大英帝國史著稱的隆納．羅賓森（Ronald Robinson）在分析這種「協助體系」時指出，支配方會盡可能的在支配地區尋求獲得當地勢力的協助（colllaboration），一旦出現問題時，便會採取公然支配的態度。03日本的情況也是如此，他們在朝鮮和台灣，曾有試著透過維持舊慣，來獲得原住居民協助的跡象，但要求不單單只是協助，而是要確保絕對忠誠的論調，始終不絕於耳。不用說，這正是因為單純建構協助關係，不足以抹去遭到「歐美」奪取的不安。在這種狀況下，便產生了在統治形態上，促進非保護國、而是作為正規領土的合併，在教育政策上，則是移植「國語」和日本文化，並施行培養對天皇忠誠心的初等教育，也就是與所謂同化論彼此相連。但其結果是，統治成本以及當地反彈日益增加，從而陷入惡性循環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