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过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反思的年代 萧功秦
含 章 集 张汝伦
河东辑 止庵
痕迹 朱正琳
后而立集 葛剑雄
脚步集 陈思和
精神的年轮 雷颐
看澜集 葛兆光
另一种理想主义 许纪霖
旁观集 何怀宏
沙葬 郑也夫
三十功名尘与土 何光沪
生活与思考 俞吾金
文明就是讲道理 钱满素
寻找他山的历史 钱乘旦
与时代同行 徐友渔
愿作如是观 陈家琪
远去的文学时代 黄子平
新权威主义：痛苦的两难选择
——与《文汇报》记者的谈话
朱伟（以下简称“朱”）：萧功秦先生，一段时间以来，您一直在从事有关“新权威主义”问题的研究，而目前围绕这一课题所展开的讨论，正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您能否在此向我们介绍一下：“新权威主义”究竟是怎样一种政治理论和政治形态？
萧功秦（以下简称“萧”）：对新权威主义，目前学术界尚缺乏一个比较一致的定义，我的看法是：新权威主义应当是指第三世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
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随着民族主义的崛起，原有的旧王朝或殖民统治宣告崩溃。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兴国家，一开始，往往直接仿效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希望藉助民主政体使国家走向现代化。然而，由于不发达国家内部现代化因素的贫乏，新建立的议会民主政体，无法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局势，经济发展迟缓、教育水平低下、社会动乱频繁，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陷入持续的危机状态。此时，这个政权的内部往往会出现具有一定现代化意识及行为导向的政治、军事强人，采取强有力的铁腕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建立其权威政治，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同时，这些军事或政治强人，大力引进外国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普及教育，扶持国内的中产阶级。不发达国家在经历了这一变化之后，国内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中产阶级力量逐步增加，从而为整个社会稳步地向现代化过渡创造条件。从新权威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来看，我们也可以对新权威主义下这样的定义：它是作为对第三世界早期议会民主制的反动而出现的，由具有现代化意识及导向的军事、政治强人而建立起来的权威政治。
当然，并非所有的权威政治均能称为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新权威主义，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或者是特点。
首先，新权威主义的治国者在经济上必须具备一定的现代化导向，他所订立的治国、发展目标，应当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市场化趋同，由于其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于民族主义及现代化导向，因此，新权威主义高度强调经济发展、普及教育等目标，以获得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其次，新权威主义在政治上凭借庞大及有效的官僚体制及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以此来实行自上而下的统治。因此，新权威主义具有政治上的铁腕作风，有时候，军事政治强人为达到政治上的稳定，甚至不惜采用高压手段来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而在意识形态上，新权威主义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有更多的认同，认为传统的价值体系是民族精神得以凝聚的基础。
最后，也就是最为重要的条件是，具备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主义，对西方的资本及先进的技术、文化采取开放的政策。希望藉此来推动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政策的后果，是在国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经济、文化、政治实力的中产阶级阶层。
朱：有学者认为：近年来，一些拉美及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起飞，说明现代化在非民主的政治环境下，也能实现。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被认为是新权威主义得到成功实施的极好例证。如何理解及评价这一现象？
萧：法国学者莱昂在其《世界经济与社会史》一书中，曾经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借鉴及多元化政治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衰落的原因，他指出：（这些新兴国家）在实行自由民主制时往往碰到很多障碍，往往会乞灵于强权主义。在拉丁美洲，由民主选举的总统往往不能够搞好结构改革，而政变产生的、长期执政的个人独裁者，却能有效地同不发达状态作斗争，并且获得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议会民主制常常使代议制不能应付很多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出现一些混乱，而混乱和危机，又使掌握在软弱无能者手中的民主制度，在维持秩序、维持正常生活和经济繁荣方面，往往缺乏能力。而且，议会民主制搬到年轻的国家，也会产生很大的软弱性，民主体制的借鉴，往往使软弱无能的政体更加软弱。结构改革的实施往往因议会中压力集团的反对而处于瘫痪状态，民主的外表甚至不比君主专制政体的主仆关系更能防止贪污腐败。
莱昂这段分析的意义在于：尽管议会民主制与专制政体相比带有更大的进步性，然而由于不发达国家自身实施民主条件的贫弱，它在促使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反而不如带有相当集权色彩的新权威主义。因此，从这一点上我国可以说，新权威主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的产生，同不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是密不可分的。在不发达国家内部，虽然已经具备了一个中产阶级阶层，并形成了一种维护商品生产正常发展的秩序——我们称其为“市场秩序”，但是，这种“市场秩序”还未强壮到能够整合社会秩序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发展不得不求助于强大的国家力量：通过强人政治的有效统治，来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秩序与安定，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及为中产阶级的发育、壮大，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人们把工业国家强有力的市场机制称作整合社会经济秩序的“看不见的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可以说是在创造“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看得见的手”。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新权威主义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却仅仅是不发达国家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的政治形态，我们不妨将其称为现代化过渡时期的权威主义。当中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壮大，人们对民主的追求，既不仅仅是一种道义上的满足以及对新制、新社会的向往，也不再是一种同旧制度斗争的手段。民主已经成为市场机制运转的基础，而这个社会的发展完全依赖这一机制的稳定、有力的运转。到了这个时候，新权威主义的末日便已来临。当新权威主义在悉心扶持中产阶级时，它也许不知道自己正在养育着自己的掘墓人，当掘墓人长大，新权威主义也将结束其历史使命而让位于民主政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