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 · · · · ·
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朋党的产生、发展、演变历史，剖析重要朝代的重要党争，把握不同朝代党争的特征、特质，力图凸现中国古代朋党政治发展的脉络和全貌。它按照历史顺序，以朋党发展演变为经，以人物、事件、活动、思想为纬，在叙说中注重人与制度的互动依存关系及其交互影响。因而既有学术性，又有较高的可读性。是目前专门研究和完整记述中国朋党的集大成作品，也是一部具有丰厚文化内涵、简明易懂的概论性学术专题史读物。
作者简介 · · · · · ·
朱子彦，1948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湖州。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学术月刊》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已出版相关著作《朋党政治研究》、《中国皇帝制度》、《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帝国九重天：中国后宫制度变迁》、《皇权的异化：垂帘听政制度》等。
《中国朋党史》一书，以其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学术洞察，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朋党政治的演变历程。作者从朋党的界定和主要特征入手，深入剖析了朋党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角色和影响。全书结构清晰，内容详实，既有对历史事件的宏观把握，又有对个体人物的细致刻画，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生动的中国古代朋党政治图卷。
本书首先对朋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描绘了各类朋党的素描，使读者对朋党有了初步的认识。随后，作者从血缘和地缘等角度分析了群体结合的凝聚力，并着重探讨了南北士大夫集团的对峙与抗衡，揭示了地域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书中还深入剖析了结党贪污、败坏吏治等朋党现象，警示了朋党政治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
从先秦诸子对朋党的论述，到东汉的党锢之祸和清议运动，再到三国、两晋、唐、宋、明、清等各个历史时期的党争，本书系统梳理了朋党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演变历程。作者通过对典型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明代的胡蓝党案和东林党争等，揭示了朋党政治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
书中，作者对历代朋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例如，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作者不仅分析了变法本身的不足，还从朋党斗争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新旧党争的异化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作者还对明清之际的复社进行了个案研究，分析了复社的兴衰及其对晚明政治的影响。
本书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教科书。通过对中国古代朋党政治的剖析，本书提醒我们警惕朋党现象的危害，倡导健康的政治生态。
总而言之，《中国朋党史》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著作。它不仅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我们思考当代政治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参照。
南北士大夫集团的对峙与抗衡
官僚集团以地域分野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南北官僚集团的对峙与抗衡。南北士人集团，就是南方籍与北方籍的官僚(有时以淮河为界，有时以长江为界)各自凝聚在一起，形成朋党势力。
1 北方士族对南方士族的压制
从地域上看，中国疆土辽阔，幅员广大，远在秦汉时期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但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必然导致各地区经济利益、政治趋向、文化传统乃至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政治统治的相对统一与经济文化发展的相对差异，必然使同处于一个封建国家政权内部的各地域官僚集团之间潜伏着各种矛盾，一旦遇到合适的政治气候，就会激化起来，酿成势不两立的党争。中国古代社会地域之间差异最大的莫过于南方和北方。东汉时期，农业发展的经济重心在北方黄河流域，仅据《后汉书·郡国志》的统计，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包括司隶校尉部和豫、青、冀、兖、徐五州)，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而人口却占全国总人口数(约5600万)的68％以上。北方已开垦的耕地和劳动生产率都远远超过南方，是当时最富足的地区。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北方还是封建王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封建统治集团的骨干力量，绝大多数也是北方士大夫。古谚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作为封建王朝文武两大支柱的将相大臣，均大都出自北方，所谓“关东出相，关中出将”就是明证。
江南固然有比北方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但那里的大部分地区地旷人稀，人们过着火耕水褥、饭稻鱼羹的落后生活。直到汉末，江南很多地区还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原始林莽地带。“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不少地方是毒蛇猛兽出没，瘴痢疾疫流行之区，所谓“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91]这种情况确实使人望而生畏，故时人认为远适江南，实无异于前往送死。如西汉贾谊遭贬，谪为长沙王太傅，就抑郁失意而死。史载“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居数年，怀王骑，坠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92]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北伐之前，先出师南中，他在《出师表》中云：“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93]汉魏时期的南中，即今天的云贵地区，其经济状况之落后，竟然被人们称之为“不毛”之地。
长期以来，以长江为界，使南北两半个中国成为迥然不同的世界。经济的落后，必然影响到文化的发展，故在中古社会前期，南方官僚士大夫集团无论在经济、文化以及政治上的地位与北方官僚士大夫集团相比，都相去甚远。由于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的落后，因而也难以出现具有政治竞争能力和比较强大的朋党势力。自魏晋南北朝始，南方和北方的经济却各自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北方战祸频仍，动乱不止，随着大分裂、大破坏、大动乱的长期延续，黄河流域开发最早的两大经济区——关中和中原，在天灾人祸的频繁袭击下遭到了惨重破坏，原来十分落后的江南经济区，则因中原人口的大量南移和先进生产方式的引入，而得到迅速开发。从此以后，江南地区很快跨出原始的农业阶段，进入了精耕的农业阶段，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特别到了明清时期，南方地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带有初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工商业。文化和经济相比，亦毫不逊色，江南地区人文荟萃，雅士聚集，人才辈出。江南士人集团的经济地位、文化素质都远远超过了北方士人集团。总之，在整个中古社会，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南北两大区域的士大夫集团围绕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他们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由于黄河流域很早就是经济文化发达之区，在这一优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北方官僚集团一直是中古社会前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当时统治集团的将相大臣大都出自关中和关东地区。秦汉时期，南方地区尚未开发，朝廷中南方籍的官员较少，根本无法形成和北方籍官僚相抗衡的力量。南方士人集团兴起的开端是在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中。孙吴统治集团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即江北南渡大族和江南土著大族。在孙策创业和孙权继位初期，江北大族如张昭、周瑜、鲁肃等人在孙吴政权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从孙权割据地位稳定、署置百官起，他开始转而依靠南方土著士人的力量。自此以后，江南的顾、陆、朱、张等大族势力急剧膨胀，日益排斥江北大族，掌握了孙吴的军政大权，占据了统治集团最核心的位置。难怪后人评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矣。”[94]吴四姓以顾、陆为著，陆在顾后，但陆氏更强。《世说新语·规箴》载，“孙晧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晧曰：‘盛哉!’”注引《吴录》曰：“时后主暴虐，凯正直强谏，以其宗族强盛，不敢加诛也。”
然而西晋灭吴却沉重地打击了江南统治集团，高门贵胄转眼变成“亡国之余”，从这时开始，江南地区普遍出现对北方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活动。江南士族不甘心于孙吴政权的覆灭，他们到处传播谣言道：“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宫门柱，且莫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95]于是“吴人皆谓复国当在孙氏子孙，故窃发乱者相继”。[96]可见江南士族的力量虽然不能改变北强南弱的局面，但在当时作用还是不小的。
“永嘉之乱”后，中原地区沦为少数民族统治者争夺厮杀的战场，北方汉族士人纷纷南下避难，这些北方的侨姓士族凭借政治和军事优势，迅速地在江南地区建立了以他们为核心的东晋政权。东晋一朝先后交替执政的有王(王导、王敦)、庾(庾亮、庾翼)、桓(桓温、桓冲、桓玄)、谢(谢安、谢玄)四大族，亦可称为四大朋党势力。原处于主导地位的江南“吴姓”大族受到排挤，成为他们的附庸。为说明问题，我们将东晋一朝重要官职南北人的就任情况列表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