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應該都聽過下面這個故事。十五世紀初,明朝鄭和七次下西洋,可能曾遠抵非洲東南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其中一次航程,東非麻林國向來訪使團獻上神獸「麒麟」。神獸隨艦隊一路飄洋過海,最後順利抵達中國,站在永樂皇帝面前。今日我們知道,那不是麒麟,而是我們熟悉的長頸鹿。
本書作者達瑞克(Eric Tagliacozzo)指出,鄭和下西洋其實是沿著古老的海上貿易路線前進,這些路線長期以來將東北亞與印度洋、中東乃至東非連結起來;因此,當這頭長頸鹿昂首闊步走在南京城街道上供民眾瞻仰圍觀,如同是以其肌膚、筋脈與血肉,對亞洲海上航道的連繫效用,做最飽滿且具象的呈現。
《亞洲海洋大歷史》全面探討亞洲海上航道如何形塑地球上一個無比廣大的地區:時間跨度從史前時代的南島民族遷徙,到今日南海的緊張局勢;空間範圍從非洲東部海岸、東南亞群島,一直延伸到北方的日本海。作者以跨海域和跨學科的寬闊視野,描述人員、商品、宗教、文化、科技與觀念,如何藉由亞洲海路大規模流動,為這座全世界最大的洲創造歷史,也為現代世界留下深刻印記。
全書用主題架構,以展現亞洲海洋所蘊含的歷史經驗多樣性。內容方面不僅融會大量史料與研究成果,作者更時不時現身說法,穿插自己的旅遊見聞和實地訪談,佐證海洋連結真實存在且歷久不衰,寫法令人耳目一新。
我們的島,位於亞洲的海。現在就讓我們跟隨作者,離開習以為常的亞洲陸地,來一趟深度亞洲海洋之旅吧!我們將對這個世界產生全新看法,這也是本書的最大企圖。
碼頭風雲:印度南部海岸如何成為「香料中心」
我們的香料賣到世界各地,印度是香料貿易之母。
──馬拉雅拉姆(Malayalam)香料批發商,科欽,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1]
在一篇很重要,但是(在我看來)太少被引用的論文中,偉大的東南亞歷史學家與政治學家露絲.麥克維(Ruth McVey)深入檢視了她所謂東南亞創業家在區域歷史中的「物質化」(materialization)。[2]麥克維把「物質」和將各種商品運送到東南亞海域各地的少數族群貿易商連結在一起,藉此她觸及到一些在全球貿易世界中其他地區已經變得相當重要的地方觀念,而且影響範圍廣泛。事實上,埃德娜.伯納西奇(Edna Bonacich)與羅賓遜(Ronald Robinson)等學界先進曾經探討少數族群中間人(middlemen minorities)的理論基礎,關注他們的各項表現,以及他們在帝國時代架構中扮演的角色──這兩個觀念都是一九八○年代和一九九○年代少數族群理論演變的關鍵。[3]這門學問的其他早期支持者也探討過印度、東非殖民地等地的僑民貿易商在組織時運用的所謂「文化策略」,以及商人資本的族群衝突。[4]事實上,在資本主義與發展的歷史研究中,家庭與「氏族」的經濟狀況成為一個新的重要可能性。沈恩(Amartya Sen)等奠基者都曾質疑一整個世代學者的普遍認知;那個世代的學者在探究這些問題時,大多持續倚賴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理論。
本章探討兩個地區──印度南部與馬來半島──如何透過長時期的海上香料貿易進行連結。[6]近年的歷史研究偏好透過特定商品來觀察歷史進程,本章延續了此一趨勢。[7]第一節檢視關於分析不同貿易商團體之間的連結,族群特質在理論層面的影響;這些貿易商團體包括「華人」、「猶太人」與「印度裔」組成的社群。第二節探討印度沿岸作為沿海香料轉運站的歷史發展,時間主要涵蓋現代早期,同時也觸及比這個運輸鼎盛時期稍早與稍晚的部分。第三節也是本章最長的一部分,由口述歷史訪談與田野調查組成,地區包括印度南部的馬拉巴海岸與科羅曼德海岸,以及孟加拉灣彼岸的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我對印度裔香料貿易商進行大約二十場訪談,呈現了海洋香料貿易留給現代的影響;這項貿易如今仍在這個帝國時代結束後的世界進行(為顧及跨時代連結,我在地圖上使用歷史地名)。我認為香料的運輸連結了原本(並不全然)不相來往的世界,過程中也讓印度裔族群散布到印度洋東側的東南亞地區。換言之,移民與商業在這裡環環相扣,從過去到現在都是如此。我與多位香料貿易商的對話呈現了這些連結;在這個變化無常的地區,這些連結與更久遠的貿易歷史以及香料貿易的周邊動態都息息相關。
比較的面向
思考資本主義與族群創業精神在不同文化中扮演的角色,能夠帶來許多啟示;原因在於這些模式會因地、因時發生變化。本章將透過印度裔貿易商與他們買賣的香料,檢視孟加拉灣的相關動態發展;但顯而易見的是,族群以及族群與商業的連結,是學術界以各種方式高度關注的概念。這樣的關注當然有其淵源,而且其中一部分歷史悠久。[8]有些早期的見解後來被其他學者沿用,目的是運用所謂的「族群例外主義」(ethnic exceptionalisms)來針對某些學術研究較少觸及的地區,探討其貿易與族群社群。[9]而後又有別的學者從觀念上繼續研究同樣的主題,最著名的案例可能是柯丁備受讚譽的《世界歷史上的跨文化貿易》(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10]柯丁在書中分析了少數族群社群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各種商品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並為他觀察到的情況提出一個跨歷史的模式。到了一九九○年代,其他(但有時候也不那麼嚴謹的)研究嘗試運用同樣的思路,來解釋資本主義在當時的全面擴張。結果則是相關論述的發表「盛極一時」,各種清晰(偶爾也不太清晰)的學術成果相繼湧現,全都聲稱能夠解釋族群商業活動在超資本主義世界的興起。
關於這個主題的著述有許多都是從歐洲談起,因此在進行分析時,第一個聯想到的群體往往是一個歐洲的「族群」,也就是猶太人。長久以來,歐洲的猶太社群一直被視為某種「外人族群」:擅長經商(據說),是熟門熟路的中間人,被歐洲大陸的菁英階層充分利用。族群商業活動的分析起點,多半是從歐洲不同地域的猶太貿易商,以及他們與十七、十八世紀資本主義興起的關連開始。學術界花了一點時間才面對真相,比較嚴謹的研究指出猶太人大多是被迫扮演這種角色;他們受到各種歧視性措施打壓,例如對土地持有的限制。[12]關於猶太人作為外人的研究文獻汗牛充棟,大部分超出本章討論的範疇。但我們必須指出,猶太人很快就被拿來和其他群體做比較;不同的少數族群商人似乎擁有某些共同的特質。這種比較性的檢視已有數十年歷史,然而一直要到一九九○年代才真正發展起來;當時全球資本主義(再次)處於活力充沛的擴張模式,許多特質都有待解釋(包括被歸類進社群的行為者)。[13]在相關分析中,第一個被拿來與猶太人相提並論的少數族群往往是華人,他們在許多社會中也都被視為外人。
華人是歐洲猶太人的難兄難弟,因為在歷史上,他們的分布範圍至少和猶太人社群一樣廣,而且同樣遭到「地主」社會鄙視。華人與猶太人經常被形容為「寄生蟲」,對當地民眾而言是多餘的存在;他們的福祉也遭遇同樣的結構性障礙:缺乏一個願意支持他們在海外發展事業的國家。各種背景的歐洲人在全球擴張時期享有的國家支持,和他們截然不同。英國人在許多(儘管不是全部)情況下都可以仰賴英國政府照顧他們的利益;法國人、荷蘭人、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等其他歐洲人的貿易社群也都能夠仰賴自己的國家。中國人在海外幾乎根本不必指望北京為他們的利益撐腰,必須發展出一套商業活動模式,將這個重要的政治事實納入日常的經濟考量之中。因此,來自華人氏族與次方言組織的支持(這類組織在十九甚至二十世紀的西方文獻通常稱之為「公司」),遠比任何來自中國海岸地區的總體支持與政治支持更為重要。[15]在大部分中國商人與社群落腳的東南亞,這意味著會出現分散的模式:福建人跟隨福建人、廣東人跟隨廣東人、客家人與客家人聚居。東南亞各地許多華人社群的分布,直到現代仍然表現出這些傾向與選擇。[16]今日曼谷的潮州話人口比東南亞其他地方都多,吉隆坡的廣東話人口與西婆羅洲(Western Borneo)的客家人口也是如此,這種現象並非偶然。商業促成移民,移民反過來推動商業擴張。在多數情況下,這就是東南亞廣闊海域的「中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