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失去的王國：俄羅斯的帝國雄心500年史mobi，azw3。20世紀，索忍尼辛：「烏克蘭很快就會看出，分離解決不了所有問題。」
21世紀，普丁：「我一直認為，俄羅斯和烏克蘭是一個民族。」
2014年烏克蘭與俄羅斯爆發克里米亞危機，國際局勢轉趨緊張。此一衝突，是俄羅斯欲阻止烏克蘭向西方靠攏，因為一旦失去了烏克蘭，俄羅斯的帝國願景恐難以實現。
這是一本採民族主義觀點理解俄羅斯過去與未來的重要著作。在19世紀以來，民族主義興起，促使現代國家的出現，卻也帶來諸多衝突。作者預言，假若俄羅斯無法尋找出自己的道路，當民族認同與國家野心無法並行，必然會讓國際局勢持續緊張，最後走向新的戰局。
從分到合（一）：東烏克蘭併入俄羅斯
莫斯科將邊界延伸至聶伯河左岸，恢復了昔日基輔羅斯部分疆土，故稱之為「羅斯的重新統一」（The Reunification of Rus’），沙皇阿列克謝（Aleksei，一六四五至一六七六）以「全羅斯君主；大羅斯和小羅斯」（The Sovereign of All Rus’: the Great and the Little）的頭銜簽署條約，之前已恢復原屬於白羅斯的斯摩棱斯克（Smolensk），一六五四年六月又占領原屬於白羅斯的波洛茨克（Polotsk）11，故改稱：「全羅斯君主；大羅斯、小羅斯和白羅斯」（The Sovereign of All Rus’: the Great, the Little and the White）12。
佩列亞斯拉夫條約簽訂後，沙皇成立「外交廳」與蓋特曼聯繫，表示雙方是宗主國與附庸國的關係，至一六六三年由「小俄羅斯廳」取代之，此意味著烏克蘭事務不再是俄羅斯的外交事務，而是國內事務。
俄羅斯與波蘭於一六六七年簽訂「安德魯索沃停戰條約」（Andrusovo Armistice），13將烏克蘭以聶伯河（Dnieper River）為界一分為二，左岸（河東）與右岸（河西）的基輔歸俄羅斯統治，其他地區由波蘭統治。至一六八六年雙方簽訂「永久性和平條約」參見 L. R. Lewitter, “The Russo-Polish Treaty of 1686 and Its Antecedents,” Polish Review, Vol. IX, No. 3(Summer 1964): 5-23, and Vol. IX, No. 4 (Autumn 1964): 21-37.，確認前次條約，並將札波羅熱改為隸屬俄羅斯。
沙皇視蓋特曼為其臣民，蓋特曼則認為與莫斯科僅是軍事結盟，在莫斯科保護之下享有自治權，是沙皇的封臣（vassal），雙方對條約的理解大相逕庭14。無論如何，此後哥薩克國的自治權逐漸減少，此在蓋特曼馬澤帕（Ivan Mazepa，一六三九至一七○九，一六八七至一七○八年為蓋特曼）時極為明顯。在俄羅斯與瑞典進行「大北方戰爭」（The Great Northern War，一七○○至一七二一）中的一七○八年，馬澤帕密與瑞典國王查理十二（Charles XII，一六九七至一七一八）簽訂條約，後者允諾若俄軍入侵，雙方組聯軍共同抵抗，戰後烏克蘭得以獨立。彼得一世（Peter I, the Great，一六八二至一七二四）隨即獲知消息，急赴哥薩克國的首府巴圖林（Baturin），處死馬澤帕的支持者，宣判馬澤帕是「叛國者」（traitor），開除其教籍，派十個龍騎兵團（Dragoons light cavalry）駐紮烏克蘭。
一七○九年的「波爾塔瓦戰役」（Battle of Poltava）俄羅斯大勝瑞典，馬澤帕退至摩爾達維亞（Moldavia）境內，三個月後去世。彼得一世下令烏克蘭哥薩克軍改由俄羅斯將領直接指揮，並賞賜烏克蘭土地和農民給予俄羅斯有功大臣，鼓勵俄羅斯人移入。一七二二年，亦即在大北方戰爭結束一年後，俄羅斯成立以六名俄羅斯軍官為主的「小俄羅斯委員會」（The Little Russian College）取代「小俄羅斯廳」15，他們常駐烏克蘭，掌管軍事、司法和財政權，並於一七二五年開始在烏克蘭直接徵稅，更加剝奪哥薩克國的自治權。
……
蘇維埃人
史達林歿於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四天後，作為告別死者儀式的一部分，他的遺體被放置在紅場陵墓中列寧棺槨旁。他不僅以政府首腦的身分，還以全世界勞動人民領袖的身分受到哀悼。
東歐、中國、北韓共黨政府的領袖，還有西歐國家義大利、法國、西班牙和英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都應邀出席在陵墓舉行的悼念儀式。發表悼詞的包括史達林親近的成員和蘇聯知識分子的代表，特別是作曲家蕭斯塔高維奇和作家暨戰爭詩人西蒙諾夫。現場卻看不見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的身影─他們在蘇聯層級系統的地位太微不足道。對史達林的接班人來說，最重要的議題是如何把共產主義輸出到全球，不是國內的民族問題。根據官方說法，蘇聯的民族問題已經被史達林親自解決。
新領導人馬林科夫在致詞時指出：「社會發展史上最複雜的問題之一，即民族問題，其解決方案和史達林同志的名字相連在一起。有史以來第一次，最了不起的民族問題理論家，即史達林同志，在一個多民族和巨大國家的層次讓年深日久的民族爭議有了終結的可能。」馬林科夫接著解釋蘇聯民族問題是怎樣被解決：「在史達林同志的領導下，本黨成功克服了原先受壓迫人民的經濟和文化落後狀態，把蘇聯各民族統一為形同手足的大家庭，鍛鑄出各族人民之間的友誼。」326
引人注目的是，馬林科夫讚揚史達林在民族問題上的成就時，並沒有突出俄羅斯的地位。事實上，蘇聯民族政策的俄羅斯中心主義正是史達林對列寧民族政策主要的修正。顯然可見，史達林的一群接班人還不確定他們該怎樣對待他的這部分遺產。
官方說法和蘇聯各族人民不盡融洽的事實之間的落差很快就被貝利亞的行動反映出來。他是新政府安全事務的主管，大權一把抓，是史達林各個接班人中最有實權的一位。在葬禮上講話時，他不僅談到蘇維埃人，還談到蘇聯各族人民。不久之後，他發起動議，主張終止反猶太主義運動，停止把猶太人看成外人和西方間諜。被他從監獄釋放的猶太人包括當朝排名第二的人物莫洛托夫的妻子熱姆丘日娜，她是史達林親自下令逮捕，繫獄已經四年，這段期間她丈夫繼續保有官職，誠惶誠恐為大老闆辦事。
一九五三年六月，經黨中央的批准，貝利亞推出了一批以終止非俄羅斯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化為目的的政策，包括規定各加盟共和國的黨委第一書記必須是當地主體民族的成員，召回所有不會說在地語言的幹部，所有公務信函都改用在地語言書寫。這聽起來像是蘇聯民族政策的一次重大變革，是要從史達林時代的俄羅斯中心主義回歸一九二○年代的本土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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