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mobi，azw3电子书。是第一本全面介绍波兰尼思想及其遗产的著作。该书不仅评价了波兰尼在美国学术界期间撰写的那些使其赢得大名的论著，而且还讨论了他首次流亡维也纳期间发表的期刊文章，也包括他第二次流亡英国期间所作的演讲和发表的小册子。
该书的主要资料来源有对波兰尼女儿卡丽•波兰尼-莱维特的采访，以及波兰尼本人用英文和德文撰写的全部作品，包括已出版和未出版的作品。
书名: 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史著作)
作者: [英]加雷斯·戴尔
格式: AZW3
责任与“评估”：社会主义“核算争论”
社会主义“核算争论”发端于当时经济理论与实践所取得的重要进展。首先是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均衡经济学，它认为社会主义体系有可能实现效用最大化。帕累托的学生埃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将这种理论进一步发展成为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是一系列联立方程组（simultaneous equation）的解，价格将会让供给与需求达至均衡状态。至少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或统制经济的管理者们也能实现这种均衡。根据生产成本设定价格并使生产成本最小化，这些管理者能够实现某种类似于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即除非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否则每个人的收益不可能变得更好。这种理想状态在帕累托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论证，他们证明，如果管理者建立一套市场化的价格体制，国有经济完全可以达到与市场经济同样的效率。[3]
在经济实践方面，一个新的现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国家在经济生活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各国政府积极干预劳工管理，组织协调原材料和食品的供应，直接控制煤矿、铁路和军工等战略部门，而且对私人公司实施国有化。社会主义者诸如维也纳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观察到，战时经济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实践证明，在市场定价机制缺失的情况下照样可以进行有效的经济核算。由于从逐利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生产可以达到最大化，民众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周期可以得到控制。如果这种强制措施在战争期间发挥了积极作用，那么类似的方法不也适用于集体管理下的战后秩序吗？1919年，纽拉特提出了一种非货币化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核算争论”由此开始。
针对纽拉特的观点，第一位进行回应的学者是1920年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米塞斯驳斥道，中央经济计划是不可行的，因为“没有自由市场的地方，就没有定价机制；没有定价机制，就没法进行经济核算”。[4]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为经济主体提供了必要的信息来评估自己所掌握资源的最佳投资回报率，即使供需关系持续波动。通过这种方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断调节着无限复杂、千变万化的最终需求模式，引导和协调市场主体的核算。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企业家实施竞争性的规划，在这种试错的竞争游戏中，更有效率的赢家将得到奖励，而输家则遭受惩罚。因此，竞争导致价格更接近边际成本。在此，关键任务落到了金融资本的肩上。如果想在千变万化的经济中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资本就必须不断地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公司转向另一个公司。在市场经济中，金融资本家承担了这个任务，他们买卖证券，进行资金借贷。相反，在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作为主要生产手段所有者的国家承担了这一角色。由于经济部门(至少是关键行业)属于国家所有，物品和服务在各个部门的流动属于内部转移而非市场交易。真正的价格难以形成，一个指令性的中央权威并不能替代价格形成机制：对于一个行政中心来说，经济太庞大以至于难以应对。由于没有价格体系，各个部门的经济计划是不可能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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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的嵌入性和“去商品化”
毫无疑问，布洛克正确地指出，波兰尼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进一步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但是，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尼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认识，除了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外，至少也体现了滕尼斯主义倾向。例如，他在1928年撰写了一篇文章——《英国自由主义社会改革》。在这篇文章中，他讨论了英国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拉姆赛•缪尔（Ramsay Muir）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者的崛起。这篇文章含有如下具有启发意义的段落：
在纯粹交易经济中，在乌托邦资本主义中，在滕尼斯的法理社会（Gesellschaft ）中，没有什么比契约更重要。此类经济主要体现了金钱关系：为劳动力支付报酬。在“共同体”（Gemeinschaft ）中，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其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地位；其实质不是货币或货币价值，而是权力、等级、影响、尊严、责任、自由——社会文化价值观。正如自由党的经济计划试图将公共经济嵌入到社会秩序中（尽管仍然是在私有产权的框架下），自由党的社会改革旨在将契约关系中的工资劳动力改造成由社会价值观决定、受法律保障的身份性劳动力，同时又无须从根本上替代生产资料的私有产权。[57]
这段摘录非常有意义，部分是因为它证明了“乌托邦资本主义”和“嵌入性”这两个概念源自于滕尼斯理论（《大转型》进一步发展了这两个概念），而且还因为这段摘录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资本主义政府的国家规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更大作用意味着社会决定性地接近“共同体类型的嵌入性”（Gemeinschaft -type embeddedness）。在德国，这种联系更加明显：“合作经济”（Gemeinwirtschaft ）意味着公共部门。波兰尼指出，自由党对基本的价值观和政策做了重大调整，包括个体主义、社会正义、公共所有制和市场经济。他宣称，自由党没有理由不与工党结盟，来超越自由资本主义的局限，从而确保英国的工资劳动力不再仅仅体现为一种契约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