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mobi，azw3电子书。《危险的愉悦》分五大部分，共15章，论述从晚清到20世纪90年代初100年间，“娼妓”问题在各个层面上如何扭结了民族意识、政治权力关系、商业和经济利益、强国方针、社会改革、民族心理、欲望和恐惧、社会性别构造等等的丰富的语义场，成为相当核心的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和精神文化的象征符号。
认识与记忆
本书虽称不上是对19世纪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象性重构，却又甚于想象性重构。 说算不上想象性重构，是因为娼妓同其他所有的下层社会群体一样，并没有亲自记载自己的生活。娼妓直接言说或再现自身的事例极为罕见（当然，我也将会阐明，她们并非完全沉默无语）。事实上，只是当有人想对她们进行赞誉、谴责、统计其人数、进行监管、为她们治病、分析其病理、对世人发出警示、拯救她们、取缔娼妓业或者利用她们作为社会象征等等——只是在这种种情形下，娼妓才进入了历史记载。记录她们的生存状况的文献资料名目繁多，其中包括娱乐场所指南、奇闻轶事录、肖像画、高等妓女受赠或自己赋写的诗作、小报上专门散布名妓蜚短流长的闲话专栏、禁止街头拉客的市政法令条规、巡捕房对街头卖淫女和被控从事贩卖妇女活动者的审讯记录、见诸报端的涉及高等或下等妓女案例的庭审报道、中外改革者有关许可或取缔娼妓业之利弊的争论、中国学者评述世界娼妓业史以及分析本地娼妓业缘由的专论、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就上海各类人口中性病发病率所做的调查报告、救援机构记载的绑架拐卖妇女进妓院的案例、用小说笔法记录的妓女的骗人伎俩和痛苦生活等等，不一而足；当然，资料来源还不只限于以上所述。这些资料各有各的用处，但总起来看，它们对于革命以前社会上层的动向很有认识价值，可以说明上层人士如何建构并把握被统治的“他者”的类型。简言之，这些材料告诉我们的大多是作者们的分类策略，而不是妓女本身的经历。1935年，改革家曾迭讥讽地评论说：
其实这都是作者脑子里的妓女，作者耳朵里的妓女，你问他她们吃的究竟是什么，穿的究竟是什么，她们过这生活究竟情愿或不情愿，他就答不出来了。
曾迭喟叹道，读下流小报的花丛艳遇、青楼韵事也好，读主改革派闭门造车的作品也好，读有关在沪东洋、罗宋妓女的猥亵文字也好，总之，读者不可能找到一句直接从妓女嘴里说出来的话。
因此，有关娼妓的极其丰富的史料并不是发自妓女的声音。然而，即使我们能听到大家竭力搜寻的“妓女本人的声音”，那也不可能是未受到任何中介影响的原声。她们的日常生活，她们的挣扎，乃至她们的自我观照，在一定程度上都已经被上述其他人的声音和机构所建构起来了。于是，再刻苦再勤勉的历史学者也不可能用“取回”的方法来书写出历史，好像只要在被忽略的文献中大力发掘，便能复原出以往听不到的声音。事实上，此举之不可能性也使人们对复原模式本身产生了疑问。这种不可能性将注意力引向产生历史记载的种种方式；其实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是一系列纵横交错的关系的产物，有着此时此地关怀的历史学者不得不隔着无法逾越的时间跨度，对这些关系作出模糊的理解或猜测。
……
重弹废娼调：1928年的禁娼
1928年，新成立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对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城市实行禁娼。在南京，1928年的一纸市长令结束了对卖淫业的征税，命令所有的妓女立即改行，违者一律赶出城市。好几个组织接到指示，要它们从事对改行妓女的收容和社保事宜。镇江市也响应了，到1929年的春天，苏州也禁止卖淫。但这些由各地市政府采取的禁娼行动并不非常有效，妓女们仍然进行着非法的卖淫。 但是，有报告说在南京和镇江有妓女和嫖客被捕的情况。镇江拘押妓女的条件据说特别残酷，食物供应极少，有妓女死于营养不良。 在这样一种变化不定的情况下，这些城市的各种等级的妓女都选择迁往上海，特别是迁往公共租界去。 在改行的妓女中，有南京的一些最著名的高等妓女，她们与上海一些达官显贵的浪漫传奇，曾在小报的流短飞长栏目中报道过。
1929年初，上海高等妓女很可能仍对1928年内地城市的禁娼运动记忆犹新。这时有小报报道说，江苏印花税务局在南京财政部的领导下准备对娱乐消遣场所征收一种新的税种。租界中的高等妓院不受省政府的管辖，而每一个持照高等妓女已经向工部局交纳每个节度20元的执照费。但是，省里的有关当局却找到了一个征收税款的机会，它要高等妓女每收一张局票就要上缴一角。因为当红妓女每一节度要接待大约几百到上千的客人，每年工作三个节度，因而她们上缴的税金要大大高于她们上缴给租界当局的税款。
起初，省印花税务局采用劝说的办法，并没有强征。印花税务局在一所佛教寺庙内设了一个售票房，官员们宣布，每一个高等妓女都必须到税务局来，每月缴付三至五元，以换回加盖了印花税章的局票。高等妓女又划分成长三书寓、幺二或外国人。前来售票房的鸨母和高等妓女们往往是先在庙里烧香，然后来见一个满脸堆笑的印花税务官，此人会教训她们一通，应该如此这般地支持政府、履行公民的义务等等。
征税的办法也不是没有缺陷。租界警方先是起了疑心，有好几个收税官在会乐里高等妓院收税时真的被抓了起来。后来，有一位被称为关副局长的人得到了租界当局的合作，但这样征税最终成功与否则未见报道。不过，有小报曾暗示，高等妓女们都愿意配合，即使没有有效的督促也愿意，因为她们毕竟不愿意自己在上海的生意像在其他城市那样被禁。 征税计划仍是无效的反常表现，是中方试图对这一外国人管辖区中的商业行使权威的一种非常软弱的表示，它之所以多少还被妓院的老板们当回事，那只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另一派系是要完全禁娼。至于往长江上游去的禁娼活动，那也是一个失败。到30年代中期，南京、苏州的娼妓业终于在妇女团体的一片强烈反对声中开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