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之間mobi，azw3电子书：業餘史家、獨立導演、維權律師與部落客，從草根崛起的力量，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聲音與行動。在逐漸噤聲的人民共和國，仍有一群知識分子不願沉默，他們非官方、無編制、在人民之間——自豪為「民間」。
PS：這個所謂的「民間」，幾年前可能存在，但現在大概率已經灰飛煙滅了吧，或者轉變成了一群無恥之徒。
本書刻畫了一群深刻改變中國公共文化的草根思想－行動者，包括質疑官方說法的業餘史家、讓人民說話的獨立導演，以及分享實用知識的維權律師與NGO工作者等。他們開拓學術界與政府機構之外的新興公共領域，並聚焦於具體而嚴峻的現實問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受難者、無法受教育的農民工子女，以及沒有居住許可證的上訪者們。
紀念草根右派
在一九九○年代末被人們重新發現以前，反右運動大體上被視為一場社會菁英內部的意識形態整肅，針對相對少數的著名無黨派政治人物和文化菁英。雖然官方承認有五十萬人被「劃為」右派，但人們很少留意普通公民受到何種影響或者系統性迫害。華如璧（Rubie Watson）指出，公開紀念是一種經典手段，受害者或者見證者試圖藉此創造討論歷史爭議事件的合法社會空間，而國家通常則試圖將人們的記憶限制在私人領域中。27當事件涉及到國家暴力下有名有姓的受害者時，紀念的作用就更明顯了，因為親朋好友組織的私人紀念儀式，可能會發展成規模更大的公共事件。雖然章詒和記述北京三位「大右派」的回憶錄在重燃人們對反右運動的興趣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值得注意的是，反右運動的很多受害者並不是社會菁英。在反右運動的「草根」受難者的紀念中，有三個突出的例子：林昭，她雖然在文革期間被處決，但此前被視為右派和其他北大學生一同受到迫害；在蘭州創辦《星火》雜誌的幾位成員被處決，他們來自甘肅當地大學畢業生組成的更加草根的組織；數千名右派分子在甘肅的夾邊溝農場餓死。這些例子突出紀念活動和受害經歷之間的關係，成為反思一系列歷史事件的原動力。
林昭與北大學生
林昭（原名彭令昭，一九三二—一九六八）是北大著名的右派分子，一九六○年十月因與《星火》雜誌有關聯而被逮捕，後於一九六八年被槍決。她是新一代民間知識分子在二十一世紀初重新發現的一位人物，成為日漸熱烈的討論和紀念對象。林昭是明星學生，早在蘇州時期就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進入北大新聞系，參與製作學生的大字報（她協助張元勛的大字報《是時候了》）、地下刊物《紅樓》，以及《星火》。她的案例表明，反右運動不僅是一場黨內派系鬥爭，還是北大學生爭取言論自由、弘揚五四傳統的學生運動。林昭入獄期間，繼續用她能找到的所有工具撰寫政治批判文字，包括用自己的鮮血在床單和衣物上撰寫。
林昭之妹彭令范在一九九八年反右運動四十周年紀念後不久，開始撰寫關於姊姊的長文。28李潔指出，林昭案最早廣為人知，是在一九八○年上海法院對她平反之後，一份學術刊物發表一篇記述她判刑和處決過程的文章（其中著名的情節是據說政府向林昭的家人討要五分錢作為槍斃林昭的子彈費）。她的個人檔案包括「血書」曾短暫公開，使她的文字得以公開傳播，不過隨後她的檔案就再次被封存。29直到胡傑的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上映前，她的案子都沒有再引起任何公共討論。胡傑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專業是油畫。一九九九年，他決定調查林昭的歷史，從新華社辭職，並在接下來的數年中，採訪林昭的朋友和親人，並四處搜集林昭案的資料。《尋找林昭的靈魂》完成於二○○四年，無法透過正常管道上映或發行，但胡傑帶著影片遊歷全國，在各地組織放映、分發免費拷貝，並參與觀眾的討論。30影片在知識分子中十分知名，胡傑也因此成名，繼續從事相關題材的工作，拍攝關於卞仲耘的爭議性紀錄片《我雖死去》（二○○六）。卞仲耘是女校校長，一九六六年八月成為最早死於紅衛兵暴力的受難者之一。胡傑後來回到反右運動的題材，拍攝影片《星火》（二○一三）。
二○○八年是林昭受難四十周年。《南方周末》發表一篇紀念文章。31林昭的遺體於二○○四年遷至蘇州城外的家族墓地。胡傑的影片使她獲得一些知名度後，紀念活動開始在她的墓地舉辦，並在她受難四十五周年的二○一三年達到高峰。32她的妹妹在媒體特別是《南方周末》上發表數篇文章，廣為流傳，包括駁斥林昭墓碑遷離蘇州和她本人（彭令范）已去世的謠言，以及解釋她為何將林昭檔案的副本捐贈給胡佛研究所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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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間：以「單向街」為例
在新興網路文化的評論家中，也有一些人嘗試復興書店、沙龍、文學的公開討論等舊有模式，將它們帶入民間領域。這類場所大有傳統，代表的是幾家知名的書店沙龍，比如北京的三味書屋在一九八○年代曾是非常活躍的聚會場所；一九九三年，由劉蘇里在大學雲集的北京市海淀區創辦的萬聖書園；一九九七年創辦於上海的季風書園。在這一傳統上繼續努力、打造出新型空間的案例中，最有意思的是「單向街」，由記者、作家許知遠（生於一九七六年）於二○○六年創辦的私人合作社式的圖書館兼書店。許知遠畢業於北京大學計算機系，早年曾撰寫新世代文化變遷方面的文章，二○○一年成為《經濟觀察報》的知名專欄作家，二○○五年開始為新成立的《金融時報》中文網和香港的《亞洲週刊》撰稿。他的部落格「思維的樂趣」（英文名為Think Again）很受歡迎，名字來自於王小波的文章。二○○一年，許知遠出版第一本文集《那些憂傷的年輕人》，這本書使不少人將他譽為「一代中國文藝青年的精神領袖」。125在〈自序〉中，許知遠將自己定位為知識分子，儘管這個稱呼不可避免地會引來嘲諷和懷疑。但是，他寫道：「我是一個通俗知識分子，是遊走在思想的山峰與現實的平地之間的人，我試圖在相互孤立的二者之間建立更密切的聯繫。這種聯繫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126透過這種方式，許知遠在自己的思想中融入對菁英主義的批判，這種批判從一九九○年代初就有所顯示。
二○○五年末，許知遠與十幾位新聞界和商界中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于威（《彭博商業週刊》的記者），每人出資人民幣五萬元成立一家合作社性質的私人書店，許知遠稱其運營模式「更像個NGO」，「沒錢了股東就拿錢進來」。127單向街位於圓明園，名字來自於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一篇論文，既是一家交換圖書的圖書館，也是一家獨立書店，還是所有人都能參加的免費文化沙龍，講者包括洪晃、陳冠中、閻連科、廖偉棠、莫言和嚴歌苓等人。128單向街不是商業場所，股東們稱其為「理想主義者的烏托邦」，從其英文口號「We read the world」（我們閱讀世界）中就可見一斑。當圓明園的租金上漲到無法承受時，書店的文化聲望也吸引到不少新開業的購物商城的經營者，而藉此在二○○九年入駐「藍色港灣」，又在二○一二年遷到朝陽區的另一家商城。二○○六到二○一四年期間，單向街組織了六百六十場沙龍，吸引超過十一萬名參與者。
許知遠的文字捕捉到九○年代末網路蓬勃發展帶來的天真熱情：
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不同的世界。去他媽的政治問題、意識形態問題、道德立場問題，這些東西如今陳腐不堪了。我們有了蘋果電腦和Google、出國旅行、充沛的工作機會與性愛；也可以大談矽谷精神與搖滾精神的相似之處，評論九一一與美國外交政策，偶爾還引用一下詹姆斯．喬伊斯。我們心安理得地說，告別革命吧，中國需要的是漸進；放棄批評吧，我們要的是建設，強調道德是愚蠢的，因為它通往災難；我們聰明、時髦、以為無所不知、或許還挺酷的……我們是中國經濟奇蹟的一代。
然而，許知遠雖然承認市場打開了新的空間，但他對生活的商業化持批判態度：「『經濟人』的身分，給我們帶來了二十年活力、自由，它比更之前的『政治人』的要愉快得多。但是，我們不是越來越體驗到，我們終究是想生活在一個社會裡，而不是『一家公司』裡，一個社會需要的是信任、安全感、仁慈、文學、藝術、詩歌，而不僅是股票經紀、程序員、推銷商、流行歌手。」130因而，合作社和四海一家式的書店可以視為在不被利潤或政治定義的第三部門建立社群的一種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