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我們能把人造衛星送上太陽系，財經市場和網路空間甚至可以無垠無際，興都庫什山脈仍是極難跨越的障礙。」
國際觀察家卡普蘭深入各大國際衝突地帶，以歷史為經、地理為緯，結合過去多位名家真知灼見，在書中展開名為地緣政治的巨帙──從歐洲、俄國、中國、印度，到土耳其、中東阿拉伯世界、巴爾幹半島與美洲大陸，他指出地理如何在政治、社會、文化等層面，影響一個乃至多個區域的過去、現在，還有未來。
作者藉由豐富的實地探訪經驗、地緣理論與文史紀錄，重新喚起國際關係議題對地理的重視。亦在書中提到臺灣的關鍵戰略地位，以及在第一島鏈中點作為「不沉航母」的樞紐力量。種種跡象，都證明了地理因素是討論國際政治的重要視角。
要掌握全球政經脈動，必得從地理、自然條件、國界劃定等實際面來審視。本書再次向地球村主義者證明，地理界線乃是不可逾越的環境因子──一片土地究竟會走向何種前景？答案就寫在無聲的山川地貌之中。
「我們愈是關注時事，個人及其選擇就更重要；
我們愈是觀察數百年的歷史演進，就愈感到地理的重要。」
從波士尼亞到巴格達
要恢復我們的地理意識，我們必須先整理好近來歷史上我們最深刻喪失它的那一刻，解釋為什麼喪失地理意識，並且說明它如何影響我們對世界的假設。當然，喪失是逐步的。但是我選定的那一刻，是柏林圍牆塌垮的當下，喪失似乎最尖銳。雖然是人為的邊界，其崩垮應該加強我們對地理及地圖的尊敬——以及這幅地圖可能如何預見鄰近的巴爾幹以及中東的命運——柏林圍牆的消失，使我們對依然分裂我們、等候我們的真正地理障礙視而不見。
因為我們突然間進入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德國的人為疆界被拆卸，導致人們假設所有的人為分隔都可以克服；民主將征服非洲和中東，與在東歐一樣容易；全球化——很快就成為流行語——被認為是歷史的道德方向和國際安全體系，遠超過其實僅是一種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階段。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才剛被擊垮，即使美國和西歐的國內安全也被視為理所當然。和平的外觀深入人心。美國國務院前任政策計畫處副處長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預先掌握到時代精神，於柏林圍牆拆除前幾個月發表一篇文章〈歷史的終結〉，宣稱雖然戰爭和叛亂仍會繼續，黑格爾式的歷史現在已經終結，因為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勝利，已經替哪一種政府制度對人類最好的論辯畫下句點。註14因此，只是要如何根據我們的藍圖去塑造世界，有時候要透過部署美軍部隊為之；一九九○年代的部隊部署不會產生太大的懲罰作用。這是後冷戰的第一個主流思想，它也是幻想的時代。當時「現實主義派」（realist）和「務實主義派」（pragmatist）這些名詞被當作貶抑之詞，意指不願在難以獲得國家利益的地區進行人道干預，無論國家利益是傳統意義或狹義界定。當時最好是當個新保守主義者或自由派國際主義者，他們被當作只是想要在巴爾幹制止種族屠殺的好人、聰明人。
理想主義在美國如此冒出來，並非史無前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高擎起「威爾遜主義」的大旗。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這套理想，後來經證明，很少考量到美國的歐洲盟邦之真正目標，甚至更不考量巴爾幹和近東的現實；一九二○年代這個區域的事件告訴我們，從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出現的民主和自由，只在這個舊帝國的個別地區提升了狹隘的種族意識覺醒。西方從冷戰得勝後也出現相同的現象，許多人相信它會在「民主」和「自由市場」的大旗下帶來自由和繁榮。許多人以為，即使是最貧窮、最不穩定的非洲大陸，它還受制於世界最人為、不合邏輯的邊界，或許也已站到民主革命的邊緣；彷彿位於歐洲中心的蘇聯帝國之覆亡對於全世界最欠開發的國家——他們被大海和沙漠阻隔在數千英里之外，只透過電視彼此產生關聯——意義極大。註15可是，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樣，我們贏了冷戰，沒帶來太多民主和全球和平，只有為下一個生存而奮鬥，而且邪惡只不過換上了新的面具。
民主和良政事實上在非洲各地都開始冒出來。但它將是一段長久、艱苦的奮鬥，在奮鬥過程中有相當長的一段無政府現象（發生在西非若干國家）、叛亂和徹底的屠殺（發生在盧安達〔Rwanda〕）。非洲有一段漫長之路要走，才能界定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至二○○一年九月十一日這十多年——也就是從柏林圍牆崩塌到凱達組織（al Qaeda）攻擊五角大廈和世界貿易中心這段時期：這十二年間的大規模屠殺和人道干預遲遲而來，令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倍感氣餒，而且這些干預行動的成功，雖然使理想主義者揚眉吐氣，但其實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的十年卻證明它們是災劫。
九一一事件之後的新年代，地理（在一九九○年代於巴爾幹和非洲肯定是個重要因素）卻對美國在近東的好意展開劇烈破壞。從波士尼亞到巴格達之旅，從西部的巴爾幹半島，也是前土耳其帝國最繁榮的地區，發動有限度的空戰和陸戰，到大規模步兵入侵東部，發展程度最低的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自由普世主義處處受限，不得不逐漸承認地理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