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mobi，azw3（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以辛辣的笔调重探性别议题，探寻“厌女症”背后的文化根基。）收录了比尔德两篇关于女性与权力的演讲稿。在这两篇演讲稿中，作者从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和现实情境中挑选了一些案例，来解释女性与权力的关系是如何在文化中被构建的，并指明权力的定义本身就已经将女性排除在外。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在政治、商业领域中成功的女性被视为女强人，她们在无意或有意地扮演一个男性化的角色，同时又排斥这种扮演。除了这少数精英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女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她们的声音总被忽略，社会对她们的容错率也更低。作者指出这一问题，并质问目前围绕权力的文化架构，以在更深的层面上引发人们的反思。
比尔德本身也曾经历过针对女性的歧视和网络上的性别攻击，在对这些个人经验的反思中，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人们的认知中，女性在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权力架构里根本就没有一席之地，那么难道不是权力本身需要被重新定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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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女性的位置仍然被视作在权力之外。不管我们是真诚地希望她们能够进入权力领域，还是通过各种常常是无意识的手段，将她们中成功打入权力领域的那些人定义成侵入者（我还记得从前剑桥的大多数学院里，女厕所都被塞到了两个院子另一头的地下室里，需要穿过长廊，走下楼梯才能找到：我怀疑这个安排当中是否包含着某种信息），我们共享的那些关于女性得到机会去获得权力的隐喻，如“敲开大门”“冲击壁垒”“打破玻璃天花板”，或仅仅是“助她们一臂之力”，都在各种意义上强调了女性身处权力领域之外的位置。获得权力的女性被视作打破了界限，甚或是获得了她们本来不大配享有之物。
《泰晤士报》（The Times）2017年初的一则头条新闻的标题极好地抓住了这个讯息。一篇报道伦敦警察厅厅长、BBC单一董事会主席和伦敦教区主教三个职位可能都将由女性担任的文章，其标题为“教会、警局和BBC: 女性即将攫取权力”。[克雷茜达·迪克（Cressida Dick）最终出任伦敦警察厅厅长，是三个预测中唯一最后成真的。②]当然，头条标题作者的本职工作就是去“攫取”人们的注意力。但即使如此，可以将一个女人成为伦敦教区主教的前景形容成“攫取权力”这个想法，以及成千上万的读者在看到该标题时可能连眼皮都不会抬一下这个事实，确定无疑地表明了我们需要远更认真地审视自己关于女性和权力之关系的文化预设。开设职场育儿服务、“家庭友好时间”、培训计划等这一切实际的安排在为女性赋能方面都很重要，但只做这些还远远不够。如果我们想要在权力结构中给予整个女性性别，而非寥寥几个意志格外坚强的个体以一席之地，就必须更认真地思考我们如何看待她们，以及为什么这样看待她们的问题。如果存在一个使女性失去力量的文化模板，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又从何而来呢？
在这个问题上，开始反思古典世界或许能够有所助益。或许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今天用来描述处于权力体系内外的女性的语言和古希腊人的用语有很多共性，其相似程度有时令人震惊。初看上去，希腊的神话和故事中似乎有一长串令人印象深刻的强大女性。而在现实中，古代的女性并没有正式的政治权利，而且只有很有限的一点经济和社会独立性；在某些城邦里，例如在雅典，“体面的”精英阶层已婚妇女很少出现在家庭之外的地方。然而，无论是狭义上的雅典戏剧，还是广义上的希腊文学想象，都向我们呈现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女性角色：美狄亚、克吕泰涅斯特拉、安提戈涅，等等。
不过，她们可不是什么好榜样——甚至跟好榜样根本不沾边。大多数时候，她们对权力的使用都被描述为一种滥用。她们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取权力，并会招致混乱，使国家分崩离析，带来死亡和毁灭。她们是畸形的杂糅怪物，在古希腊的意义上根本算不上女人。而且她们的故事有着不可动摇的内在逻辑：这样的女人必须被剥夺权力，赶回到她们应在的地方去。事实上，正是女性在传说中行使权力造成的混乱，才为在现实中将她们排除出权力领域之外，由男性进行统治提供了合理性基础。（我忍不住要想，珀金斯·吉尔曼在《她乡》中让她乡的妇女们相信自己把事情搞得很糟，有那么点儿戏仿这个逻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