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日词汇交流的考察不是汉语近代新词研究的全部，但是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本书将19世纪中叶以来中日词汇交流的各个侧面，放在汉字文化圈各语言词汇体系的近代形成这一历史大语境中去考察，中心问题是：（1）中日两国是如何创造汉字新词的；（2）中日两国是如何接受对方的新词的。
本书用汉语撰写，其叙述角度自然立足于汉语，对汉语如何接受日语词着墨多一些，希望以此对汉语的近代新词研究有所裨益。
本书共分五个部分。我们首先在“导论编”中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什么是汉语的“近代”，其特征如何；在造词和意义形成的观点上看“译词”与“借词”有何种不同之处；来自日语的语词在现代汉语的词汇体系中应该如何定位等。
在“导论编”中，我们还分别对日本和中国的近代新词研究和中日近代词汇交流研究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为了使国内的读者对日本的研究成果及现状有一个较好的了解，笔者尤其对日本的研究情况做了较详细的介绍。关于中国国内的研究，笔者特别想指出：近代新词的问题本质上是以“言文一致”为特征的语言近代化的问题，应该从整个汉字文化圈如何接受西方新概念的角度考虑问题。
“导论编”以下，本书从用汉字创造新词、译词，中日之间在19世纪以后的语言接触，围绕近代新词、译词所进行的词汇交流，若干近代新词的创制、传播（交流与容受）、普及、定型等角度展开。其中，“新词创造编”分为三章，分别讨论了日本和中国译词创制问题。第一章以
《解体新书》（1774）和《重订解体新书》（1826）为基本材料，主要考察了日本何时开始使用汉字有意识地创造译词、其方法如何等问题。考察的结果告诉我们，兰学的翻译是日本进行的第一次翻译实践，在将荷兰语转变成汉文文章的过程中，兰学家们总结出一套译词创造的方法及翻译模式。江户兰学家的翻译原则还为明治初期的英语等外语的翻译家所借鉴、继承。在这一章里，笔者对江户中期至明治初期的日本新词创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日本译词的成就和中日之间的不同之处加以阐述。
与日本不同，直至19世纪末期，在中国承担新概念引介和词汇化的主角不是本土的翻译家，而是来华的西方传教士。耶稣会士和新教传教士的著述、译书、杂志、汉外辞典等出版物对近代新词的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些出版物同时又是中日近代词汇交流的媒介。第一个尝试系统将中西双方的概念加以对应的是马礼逊。马礼逊有独特的翻译观，这在他的辞典上有深刻的反映。在马礼逊之后，传教士医生合信也对医学术语的创造进行了尝试。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的《英华字典》（1866～1869）和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的包括化学元素名在内的科技术语都对新词、译词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教士们创造新词的努力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1904年出版的术语辞典Technical Terms（狄考文主编）标志着西人造词的终点。第二章对造字为词的方法在化学元素名上的成功和医学术语上的失败做了分析。
《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epub》下载：
https://mega.nz/file/5sISiBKI#RQ0wBlagPTjS64RIMywTzeA3k5DhH7LXUdEJFbXsdfs
评论已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