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2017年一举拿下普利策历史奖和班克罗夫特奖。
◎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监狱骚乱
◎一次全面考察美国监狱制度的机会
◎45年追寻司法正义，成就了美国民权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同时进入了14个“2016年最佳图书”榜单
◎《纽约时报》破天荒地给了4个版面介绍《水中血》及其作者。
阿蒂卡监狱是纽约州最臭名昭著、戒备等级最高的监狱，1930年代启用，到1971年爆发囚犯起义时，从未经过现代化改造。设施老旧，却人满为患；2000多名囚犯只配了2名医生，囚犯饱受病痛折磨，精神更是紧绷；违反州规定的低配给助长了监狱里的违法活动，而轻罪囚犯的假释无望和狱方的高歧视性管理加剧了紧张，囚犯因恐惧而团结，狱警因焦虑而更加神经过敏。然而，长期高负荷工作的狱警收入却很低，新人没有上岗培训，一根警棍一套制服就直接上岗。
1971年9月9日，近1300名囚犯接管了阿蒂卡监狱，以抗议多年来遭受的虐待。一些囚犯挟持了警卫和文职人员为人质，在随后的四天四夜里与政府官员谈判，要求改善监狱条件。
9月13日，州方面突然派出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狱警，不惜动用国家明令禁用的武器强行夺狱。他们枪杀了39名男子，包括人质和囚犯，造成100多人重伤。其后几小时、几周和几个月里，州警和狱方对囚犯进行了残酷的报复。最终，纽约州当局只起诉了囚犯，从未对参与收押和善后工作的官员提出过指控，也没有向幸存者和遇害者家属道歉和赔偿。直到2012年，受害者、律师、法官以及州官员和执法人员长达45年的正义斗争才有了成果。
历史学家海瑟•安•汤普森对1971年的阿蒂卡监狱起义及其遗产进行了十多年的广泛研究，不仅采访了当事人，而且辗转查阅了被掩藏、封存的尸检报告、弹道分析报告、州警的陈述、证词、调查报告、起诉书等，将阿蒂卡的悲剧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只有如此，伤口才能开始愈合，阿蒂卡的故事才会成为历史而非今日之政治问题和痛苦之源。
《水中血》是迄今第一部关于这段臭名昭著的历史的最具权威性的历史著作。
《水中血》更是送给美国民权和种族正义斗争书面历史的一份真正的礼物。
知识就是力量
1971年夏，阿蒂卡监狱的囚犯并不仅仅觉得挫败，他们就像奥斯瓦尔德之类的惩教官员所担心的那样，政治觉悟正在变得越来越高。这些人不仅对监狱恶劣的条件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而且还开始讨论如何改革监狱体制，具体地说，就是他们究竟可以实打实地做些什么，才能让国家把他们当作服刑的人，而非只配被虐待和忽视的怪物。
囚犯在这段时期已经设法确保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在教育领域。例如，在1965年11月，他们获得了佩尔助学金的资格，而佩尔助学金反过来又将各种课程带进了全国各地的监狱。到1970年，阿蒂卡聘请了相当数量的教师，其中包括好几名阅读指导老师，有教数学的，还有几个教历史和社会学。官方聘请的这些教师是来帮助囚犯达到高中同等学力的，他们在启发阿蒂卡的囚犯了解监狱高墙外的世界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98)
1971年夏，在阿蒂卡开办的一门英语课上，两名“充满街头生存经验的敢于直言的思想家”肯尼·马洛伊和汤米·希克斯特别谈到了“他们对种族、经济、政治、犯罪和正义的感触”。(99)两人都是黑豹党的成员，都参与了1970年11月奥本监狱的“黑人团结日”起义，(100)而且政治觉悟高，像希克斯能“引证黑人诗人、作家和历史上的黑人形象……［而且］能讲一口流利的斯瓦西里语，西班牙语也足以流畅交谈”，所以他们绝对是阿蒂卡监狱内能对不公的现象发出猛烈抨击的不二人选。(101)正如阿蒂卡的一名囚犯所言，那里的许多囚犯都打定主意要尽可能多地接受教育，从而“改善［他们自己的］命运和［他们］家人的命运”。(102)
1971年夏，社会学课程在阿蒂卡囚犯中特别受欢迎。在每周一次的课上，来自各个种族的15名囚犯阅读着亚当·斯密、马克思的著作。这些人每个星期都会进行一次辩论，思考如何将这些文本与自己的经历相结合。在这门课上，好几个学生分享了自己的实际经历，这有助于他们思考边缘人究竟该如何使自己变得强大。去年夏天，坟墓监狱爆发起义，课上的两名学生塞缪尔·麦尔维尔和赫伯特·布莱登当时就在那儿。两人说了很多，他们认为如果真想改善现状，就必须采取行动。
塞缪尔·麦尔维尔（出生时名叫塞缪尔·格罗斯曼，之后选择了更具文学性的名字）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心不在焉的教授，而不像是媒体给他取的那个诨名“疯狂炸弹客”。麦尔维尔因在政府大楼放置爆炸物以抗议越战，被判刑18年，于是被关进了阿蒂卡监狱。正如他所见，除非美国亲身经历它的另一个国家造成的破坏，否则这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在麦尔维尔看来，阿蒂卡的狱方对待囚犯野蛮粗暴而且还能不受惩罚，被关押在这样的地方，只会坚定这位出生于布鲁克林的白人激进分子的信念，即必须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来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
赫伯特·布莱登也被说服，认为美国需要进行一些大改。布莱登出生于圣托马斯岛上，这位现年33岁的黑人肩膀宽阔、身材高大，和纽约的警察发生了很多冲突，但他的想法并不止于此。对布莱登而言，重要的是尽可能多地阅读从美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到法律体系运转的一切读物。在坟墓监狱暴乱事件中，布莱登是最敢于直言的人之一，那次暴动的余波使他亲身体验到州里的囚犯需要了解尽可能多的信息，才能了解法律最终会如何被用来反对他们。
这些人的出现使得阿蒂卡的其他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比如黑大个史密斯，对自己的不满有了新的认识，也懂得如何使用新的语言来表达自己。但是，与拉塞尔·奥斯瓦尔德之类的州官员的想法相反，将诸如布莱登、麦尔维尔、马洛伊和希克斯这些经验丰富的活跃分子放到阿蒂卡的普通囚犯中间，并不会激怒那些囚犯。不用说，谁都可以看出阿蒂卡监狱的情况很糟糕，需要改变。阿蒂卡的囚犯也都意识到美国的监狱有多残酷，特别是如果那些囚犯缄默不言，州官员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会受到公众监督。(103)
从这方面看，转移到阿蒂卡的奥本监狱反叛者的命运极具启发性。尽管奥斯瓦尔德决定关闭奥本令人生畏的特殊监室单元，使许多外界人士相信他正在致力于刑法改革，但内部人士都很清楚，那次叛乱的所谓领头人一到阿蒂卡后，就被直接关进了另一个隔离区，即Z楼之中。(104)从奥本被迁移过去的囚犯乔莫·乔卡·奥莫瓦莱后来是这样描述他们受到的接待的：“警卫们块头都很大而且……他们说会想办法宰了我们……我们都怕得要死。”(105)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奥本的这些转押犯自学过法律，所以他们不会永远待在Z楼。这些人都很清楚，州政府将他们无限期地关押在此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而且多亏那些律师（包括刘易斯·斯蒂尔、赫尔曼·施瓦茨和一位名叫伊丽莎白·盖恩斯的年轻的法学院学生）的不懈努力，6个月后，他们被放出隔离监室，关入普通牢房。(106)取得这次胜利的关键是联邦地方法官约翰·T.柯汀的决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将被多次要求对阿蒂卡狱方的行为进行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