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套书合集（50册）mobi，azw3电子书历经33年沉淀的镇社之宝，享誉全球的海外学者聚焦中国问题，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合集50册首次独家发售。自1988年起开始出版发行，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名著150余种，囊括了费正清、魏斐德、史华兹、杜赞奇、谢和耐、宇文所安、易劳逸、韩书瑞、瓦格纳、杜维明、斯波义信、沟口雄三等海外著名学者的代表性著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持续的贡献，在学术界、出版界享有盛誉，成为公认的图书品牌。每年出版新书十余种，并推出了女性系列、海外学子系列、环境系列等子系列。
五十本书，这里先；列一个目录吧，太多了。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毁灭的种子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
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中国转向内在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
中国食物
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
晋武帝司马炎
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
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
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形象：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型
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
中国制度史研究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
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
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
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
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左传》的书写与解读
中国与达尔文
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权
工开万物：十七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
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
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
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
两访中国茶香（上册）
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
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
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
罗马与中国:比较视野下的古代世界帝国
古代中国的宇宙论
唐人如何吟诗：带你走进汉语音韵学
话语的长城：文化中国探险记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个系列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权力的文化网络
在《晚清之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孔飞力(Philip Kuhn)将清朝的衰亡与中华文明的衰落区别开来。[1]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帝国行政机构在分崩瓦解，但旧秩序的重要基础——地方绅士的权威并未动摇。此论在当时是一个新颖而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因为他从社会深层来分析政治变迁。我引入“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试图进一步拓宽理解一种文明中政治体系的视野，即将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因素包括在内，从而超越十分重要但并不完全的“乡绅社会”和“儒家思想”等概念。
“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模式可以使我们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并以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来达到这一目的。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由于其他职能有赖于这一组织基础，故我首先考虑这一基础。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康有为在19世纪末的思想地位
19世纪90年代初，曾因其主张改革引起人们注意的康有为带着激进的制度革新方案出现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这种制度革新的主张在整个90年代成为中国士绅的关注点。康的改良主义哲学，作为各种不同思想影响的一个产物，乃是一种综合性思想。他的综合思想归根到底是试图把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统一到一种以儒家思想为基本的思想体系上来。在我们考察他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思想发展时，他的思想体系中的儒家特征将变得更加明显。
康有为出身于一个笃信新儒家学说的家庭，他的曾祖父和祖父是研究程朱道德哲学的虔诚学者。康主要是在他的祖父教导下长大的。在青少年时代，他接受了宋代新儒家道德思想的系统教育。据说早在5岁时，他便将自己设想成一位儒家圣人，他的行为也因此开始与其他的孩子不一样[1]。
除新儒家的家庭背景外，青少年时期对康思想产生第二大影响的是他的老师朱次琦。朱是晚清综合运动中倡导汉学和宋学融合的领导人物。朱的主要教育理想是把学术研究运用到儒家的道德修养和经世致用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2]。毫无疑问，正如康后来承认的，朱思想中的这种双重强调对他产生了影响。虽然朱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但有意思的是，在仅两年的学习之后，康便开始背叛朱的一些教学方法，不久便中止了跟朱的学习[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