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mobi，azw3电子书。本書為紀念史學大師錢賓四先生逝世週年而作，但其意義並不僅在於感舊傷逝。作者企圖通過對錢先生的學術和思想的研究，勾劃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的一個重要側影。錢先生論學具有極其鮮明的觀點，與中國現代學術界的一切流派都有顯著的異同，因此一方面和各流派都有所不合，另一面又和各流派都有很深的交涉。本書特別著重地分析了錢先生和「五四」主流派（以胡適為代表）、馬克思主義派（以郭沫若為代表）以及新儒家（以熊十力為代表）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PS：關於錢穆，以前我寫過一篇東西（見這裏：《偶記一 錢穆》），雖然當時寫的時候很匆忙，也很敷衍，說的話可能貽笑大方，但對錢穆的看法我至今未變。那就是錢穆守舊有余，創新不足或沒有。作為一個以傳統士大夫自居的人，骨子裏的追求是做帝王師，對於西學或現代文明不通，因而就充滿了無知的鄙夷。既然不通現代學術，只好就在所謂的傳統文化裏固守，發揮，而這恰恰是最可怕的。余英時先生作為錢穆的學生，是中西兼通的，治學也用的是現代的方法，為尊者諱，有許多話恐怕是不方便說的吧。
錢穆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同時又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
大概在一九五〇年秋季開學不久，我為了想比較深入地讀《國史大綱》，曾發憤作一種鉤玄提要的工夫，把書中的精要之處摘錄下來，以備自己參考。我寫成了幾條之後，曾送呈錢先生過目，希望得到他的指示。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課外向他請教。錢先生的話我至今還記得。他說：「你做這種筆記的工夫是一種訓練，但是你最好在筆記本上留下一半空頁，將來讀到別人的史著而見解有不同時，可以寫在空頁上，以備比較和進一步的研究。」他的閒閒一語對我有很深的啟示，而且他透露出他自己對學問的態度。《國史大綱》自然代表了他自己對一部中國史的系統見解。但是他並不認為這是唯一的看法，而充分承認別人從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論點。初學的人，則應該在這些不同之處用心，然後去追尋自己的答案。用今天的話說，錢先生的系統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這個意思，他在《國史大綱》的「引言」和「書成自序」中也隱約地表示過，但是對我而言，究竟不及當面指點，直湊單微，來得親切。從此以後，我便常常警惕自己不能武斷，約束自己在讀別人的論著──特別是自己不欣賞的觀點──時，儘量虛懷體會作者的用心和立論的根據。
這次以後我曾不斷提出《國史大綱》中的具體論斷，請他說明為什麼要這樣說，而不那樣說。每一次都是我「小扣」，而他「大鳴」。我漸漸明白原來他多年在北大等校講授中國通史的過程中，讀遍了同時史學專家在一切重大關鍵問題上的研究文字，然後根據他自己的通史觀點而判定其異同取捨。有一次我們討論到西魏府兵制，他便向我說明他和陳寅恪的看法有何異同之處。他認為陳寅恪過分強調了宇文泰個人私心在府兵制成立上的作用，而他則寧可從胡漢勢力的消長上去着眼。他很推崇陳寅恪的貢獻，但認為專題考證的具體結論和通史所需要的綜合論斷未必能完全融合無間。我舉此一例，以見《國史大綱》並不易讀。因為錢先生寫通史時惜墨如金，語多涵蓄，其背後不僅是正史、九通之類的舊史料，而且也包含了整個民國時期的史學史。
我們討論的範圍幾乎無所不包，但重點總是在現代史學的演變方面。我從他的談論中，逐漸領悟到中國傳統學術一方面自有其分類和流變，另一方面又特別注重整體的觀點。這是「專」與「通」的大問題。但是這一傳統和現代西方學術的專門化趨勢接觸以後，引起了許多有關如何溝通和融化的困難，一時無法解決。如果單純地依照西方的分類，各人選一專門的範圍去進行窄而深的斷代研究，當然也會有成績。但在熟諳中國傳統的人看來，總不免有牽強和單薄之感。如果過分注重「通」的傳統，先有整體的認識再去走專家的道路，事實上又是研究者的時間、精力、聰明都不能允許的。錢先生走出了自己的獨特「以通馭專」的道路。現在大家都把他當作學術思想史家，其實他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會經濟史各方面都下過苦功，而且都有專門著述。《國史大綱》中「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三章尤其有絕大的見識，顯示了多方面的史學修養和現代眼光。在錢先生門下，以我所認識的人而言，嚴耕望先治政治制度史後治人文地理，都是受到錢先生的啟發和指導。一九五三年錢先生得到亞洲基金會的資助，在九龍太子道租了一層樓創辦研究所，這是新亞研究所的前身。當時只有三、四個研究生，我也在其中。但我當時的興趣是研究漢魏南北朝的社會經濟史，由錢先生任導師。錢先生仍一再叮嚀，希望我不要過分注意斷代而忽略貫通，更不可把社會經濟史弄得太狹隘，以致與中國文化各方面的發展配合不起來。這仍然是「通」與「專」之間問題，不過錢先生的道路並不是人人都能走得通的，所以這個大問題也一直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他也承認這個問題恐怕無法統一解決，只有憑各人性之所近，分途摸索。也許等到新的研究傳統真正形成了，這個問題也就自然而然的化解了。這裏又顯示了錢先生治學的另一面：他是開放型的現代學人，承認史學的多元性，但是同時他擇善固執，堅持自己的路向。他並沒有陷入相對主義的泥淖。他相信，各種觀點都可以用之於中國史的研究，然而學術價值的高下仍然有客觀的標準，也不完全是時人的評價即能決定，時間老人最後還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談話中，他總是強調學者不能太急於自售，致為時代風氣捲去，變成了吸塵器中的灰塵。這便回到「人不知而不慍」那個老話題上去了。但是他承認三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已醞釀出一種客觀的標準，可惜為戰爭所毀，至今未能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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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與美國主流史學
我在前面提到楊先生的觀點大致和五十、六十年代美國史學的主流派相近。這句話需要略加解釋，因為六十年代中期以來美國主流史學已受到各種新潮流的衝擊和挑戰，幾乎難以存身，那麼楊先生的觀點在今天是不是已經不合時宜了呢？
楊先生說：他的基本立場是「訓詁治史」，這裏「訓詁」一辭是取西方Philology的廣義，即徹底掌握史料的文字意義，尤其重要的是能扣緊史料的時代而得其本義。如果史料中有紛歧錯亂的狀況，治史者則必須運用各種方法加以整理。只有通過對史料的嚴格鑑定和精確理解，比較可靠的客觀史實才能建立得起來。這一層次的工作相當於中國清代以來的所謂考證，但也和十九世紀末葉以來美國史學主流的取徑相近。美國史學主流深受蘭克一派的影響，一方面強調文獻（特別是檔案）的基礎，另一方面則相信歷史世界的客觀性可以通過價值中立的史學研究而發現。基本上這是一種實證主義的觀點。
中國考證的史學傳統雖然也追尋實證的知識，但是和美國的主流史學卻有一點重要的不同之處，即沒有西方那一套知識論的預設。美國史學家一提到「歷史客觀性」的觀念便往往使人聯想到下面種種預設：如歷史世界客觀獨立於研究者的意識之外（所謂out there）；歷史世界由歷史事實所構成，因此歷史事實也是獨立客觀的，不受研究者的主觀解釋的影響；歷史世界是唯一無二的，研究者所能發現的歷史真理也只有一個，因為歷史真理必須符合歷史世界的實相；研究者對於歷史所提出的解釋是否與事實相符合完全看它是否對於一切相關的歷史事實都能處理得面面俱到；如果解釋與事實之間發生衝突，則必須尊重事實，放棄解釋；研究者自覺地清除一切偏見並運用嚴格的批評方法，不但可以從現存史料中建立事實而且找出史實之間的因果關係。總之，事實與價值之間，歷史與虛構之間，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