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譯邊疆．破解帝國：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mobi，azw3电子书。國際漢學名家馬世嘉一舉打破過往對清代邊疆政策的論述，將文化史、思想史、地理學、政治學的研究融為一爐，以清晰的思路娓娓論證──清王朝並不是一個無力控制其邊緣地域的失敗政體，而是擁有複雜的資訊獲取體系，以處理與邊疆共同體間的關係。
本書立論堅實，銳氣逼人，讀起來像一部偵探小說。「印度」的真正含義是什麼？它究竟在哪？它對清王朝而言意味著什麼？本書貫穿了政治史、外交史、文化史與思想史等領域，對於重構19世紀早期的中國史是一部必讀之作。
征服新疆與「欣都斯坦」的出現，一七五六─一七九○
一六四四至一七五五年間，對印度的異質觀點在帝國內流通，壓倒了意欲疏通這些資訊的努力。當乾隆帝登基並把清朝中央政府的能力帶向最高峰時，也正是有理由考慮重新校準平衡點的時候了。首都的官僚部門一向是帝國各角落情報的交流中心。在一七五五年後的數十年間，藉著帝國軍隊開進此前幾近未知的區域，朝廷對周邊世界的了解也有所深化。盛產新鮮情報的礦脈，對行政與學術機構而言垂手可及，而這些部署則在人力與專業上都勝過此前中國之任何團隊。軍機處這個由政治家與有才幹的辦事員所構成的精英內閣，正處於其效率的最頂端。精緻講究的學術計畫愈來愈多，也因為這些計畫而聘雇了許多帝國內的學圈祭酒。為闡明政治與學術意義上的要點，朝廷可以招徠來自蒙古、西藏、回部背景的飽學精英，當中也包括歐洲傳教士，還可以命令地方官諮詢商人與外國人。
乾隆在對知識的校正與標準化上投入了龐大的資源。由於很清楚地理學之混亂根源在於語言學問題，乾隆確認了他聘雇的多語言專家們確實絞盡腦汁來處理這個問題。對新征服領地的密集研究、小心地對舊學術成果進行再編輯，二者有一共同主要目的，那就是藉由給每個地方指定一個標準化稱謂及歷史溯源，來達成消除稱謂上的歧義、釐清地理紀錄。這些最終的判斷許多是出自帝國首腦──皇帝本身。乾隆對他自己的學術意見評價很高，其中一項特別的理由在於他掌握了帝國中好幾種主要語言。一如其他主題，在印度問題上乾隆也相信他的發現勝過那些既存的觀點，他毫不猶豫地在宮廷那些多產的文獻作品中詳述且宣傳他的信念。在乾隆治下，人們可以預期那對印度認知的萬花筒，將在嘔心瀝血的努力下重整為一幅融貫的景象。
這確實是嘔心瀝血的努力，可是這樣努力到了乾隆末葉，清朝對印度的認知恐怕只變得比當初還更複雜、更零碎。之所以如此，將在本章及後續兩章加以探索。就在清朝兵力向外攻城掠地時，他們遇到了不熟悉的地理學術語。為了戰鬥需求，朝廷接受了地方本身的用語，此時並不覺得有必要端詳這些地方報導人所用的字詞到底與其他曾經用過的地理學詞彙有何干係。可是，當這些情報在戰後落入學術審視之中，分析就受限於乾隆的個人興趣：熱切地篩選與內亞相關聯的術語與材料，卻忽略了引領向其他區域或智識傳統的潛在研究渠道。結果只是個片面而不完整的整合：縱然在朝廷的命令之下努力對整合認知造成一股向心力，新術語和情報湧入所造成的離心力還是太過強大。
京師在帝國智識生活的位置也磨鈍了乾隆計畫的影響力。所獲取的政治情報保存在軍機處大內中，而最後的學術發現則時常記錄在手稿上，又只對一小群精英官僚開放。儘管皇帝殫精絕慮地確保宮廷學術之正確，卻不太在乎讓較大的學術社群得知研究的進程。從而，乾隆與他的團隊的觀點，與其說是宰制和領導帝國之地理學，不如說就只是在學術意見大合唱之中加入的另一個人聲而已。
……
英屬印度步入清朝地理學書寫中
晚到一八二○年代，清朝地理學對海上世界的研究之進行，在很大的程度上都還與關於海洋政策的評註各行其是。《廣東通志》的編輯群當然不會對現下事務漠不關心，可是卻把這主題看作不適合於他們的作品。阮元奮力地壓制鴉片走私，但他這部方志中的 （孟買）條下，縱然從《海錄》中摘列出了此城市的所有其他物產，卻不曾提及 也是該毒品的來源之一。那些追查過謝清高證詞的人也不曾企圖影響國家政策。李兆洛突顯出了一件事：《海錄》既觸及了鴉片產品，也觸及了英國的一項重大特色：該國合併沿海領土且築城之。但不管是李兆洛還是《海錄》的其他編輯們，都不曾評論過這項知識應如何引領清朝政策。把外國地理學當成主要是個純學術議題，符合阮元、李兆洛、江藩所獻身的考證研究。還可以指出的是，如同有人已經主張的，在出仕官員以及廣州的知識精英之間有一個共同立場，就是在提出沿海事務議論時，避免那些有可能造成施壓，致使對外貿易停止或極端轉變的方式。
反之，關注貿易政策與沿海安保的私家學者們，首先傾向於普遍地談論「外夷」，而不提及特定群體或地緣政治趨勢。嘉慶朝初年，本地海盜正是沿海主要威脅之時，評論家們研讀了十六世紀晚明與清初對海盜為害的回應。他們把關注聚焦在衡量海疆本身，諸如控制海上人口或於海岸線築堡等。外夷的情況則顯得不那麼相關。十九世紀第一位在海軍防禦上有影響力的私家學者嚴如熤（一七五九─一八二六年），基於其在一八○五年左右輔佐兩廣總督對付海盜的經驗撰成了《洋防輯要》。他的作品迄一八三五年猶未發布，書中為其地圖摘引了明朝史料且對海上世界（含東南亞及印度）加上評註，卻連陳倫烱那傑出的著作都忽略了。85 完成於一八二六年的一套有關經世致用著作的大叢書《皇朝經世文編》，也自我局限在沿海防禦，並無對外在世界的地緣政治評註。對早期致力經世學的作家們而言，一如官方上奏者般，唯獨邊疆本身才是有意義的。
只有到了一八三○年代早期，才至少有一批特定的論述家，開始把沿岸防禦與對外地緣政治視為同一國防問題的兩個面向。在一八三○年代，鴉片進口不只翻了一倍，而該項貿易則被普遍認為是許多嚴重經濟與社會問題的原因之一。86 從一八三○年代初，攜載鴉片的私人貨船就固定停錨於福建沿海，及至一八三○年代末，他們的眼光瞄準了浙江外海、靠近廣大江南市場的舟山群島。當東印度公司失去把茶葉販往英格蘭的壟斷權而自廣州退卻時，一群更為野心勃勃也更刺眼的貿易商隨之而來。律勞卑（Willaim Napier，一七八六─一八三四年）被英國政府派來擔任商務總監，用以取代貨頭委員會。一八三四年，他以身為英王官員的立場，拒絕依循為了英商貨頭委員會所制定的前例，在他猶未退身回澳門前，貿易已遭中止，武裝衝突爆發。海上事務就此成為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