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无时代:上帝死后我们如何生活epub,mobi,azw3电子书 (译文纪实)。这是一个关于人类在孤立无援的世界中探索与创造、失败和成功的迷人故事。1882年,尼采宣布 “上帝已死”,以此为标志,西方世界进入无神论时代,宗教信仰坍塌带来的震荡催生了从思想界到艺术文化各个领域的百花齐放。哲学家、诗人、剧作家、画家、心理学家、科学家……数以万计杰出的个体将他们的创造性精力投入到设计没有上帝的生活方式中,在终极价值坍塌的废墟上独自面对希望与失望,拒绝妥协,展现出人类的尊严和勇气。今天,他们的事迹第一次被完整讲述了出来。
作为当代最杰出的思想史学家之一,彼得·沃森以尼采在世纪之交引发的思想震荡为起爆点,考察这一震荡如何侵入精神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荣格、胡塞尔、易卜生到毕加索、鲍勃·迪伦,从心理学、现象学、神智学到印象派、波普艺术、爵士乐,从奥斯威辛、广岛、大清洗到伍德斯托克、“9·11”的点点滴滴连接起来,以优雅、精准的笔触挖掘出看似彼此无关的现象背后有章可循的脉络,绘制出一张从古典崩溃时代到光怪陆离的后现代的思想地图。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宗教一直是许多人寻求安慰和指引的重要源泉。它提供了对宇宙和人类存在的解释,并赋予个人一种秩序感和道德准则。然而,随着科学和现代化的兴起,宗教信仰逐渐减弱,人们开始怀疑传统的宗教教义和观念。
本书认为,上帝的“死亡”意味着宗教信仰在现代社会中的减弱和丧失。这种丧失给人类带来了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因为我们不再能依赖宗教来解释我们的存在和生活的意义。然而,作者主张这并不是绝望的结局,而是一个机会,可以重新思考人类存在的意义。
在虚无时代,我们需要寻找其他的意义和目的。一种可能的方法是通过人际关系和社区来建立联系和获得满足感。人类是社会动物,我们需要与他人互动和建立有意义的关系,以获得情感支持和认同感。
书名: 虚无时代:上帝死后我们如何生活 (译文纪实)
作者: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
格式: AZW3, EPUB
“成长是唯一的道德目的”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提出一种更概括的观点,他指出詹姆斯的主要成就同约翰·杜威重合。虽然约翰·杜威自夸为“佛蒙特之声”,但他却并不是形而上学俱乐部,或者说星期六、阿加西俱乐部的成员,因为他的生活圈子位于700多英里外的芝加哥,在那里他是一名教授。由于无框眼镜和完全缺乏时尚感的原因,他并不像其他实用主义者那样气场强大。但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又是最成功的,或者至少也是最高产的。通过报纸文章、畅销书,以及同其他哲学家的大量论战——比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逐渐为一般公众所知,而很少有哲学家做到这一点。同詹姆斯一样,杜威是一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对他来说,刚刚开头的20世纪是一个“民主、科学和工业化”的时代。他认为这一时代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和詹姆斯一样,杜威帮我们甩掉了从柏拉图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许多误入歧途的知识包袱,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柏拉图传统,这一传统认为人类最为“特别和值得褒奖”的能力是“发现事物的本性——穿过表象看实在”。正是这种观念引领了过去两千多年的传统哲学,让它沉溺于寻找某种可以作为标准的稳定物,以便“判断我们短暂的需求和兴趣下的短暂造物”。按照罗蒂简洁有力的结论,詹姆斯和杜威这些人的洞见,以及据此洞见作出的判断会导致的结果之一,是我们现在不得不“放弃”如下观念,即存在无条件的道德义务,这些义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被应用,原因在于它们扎根于非历史的不变人类本性。相反,实用主义颠覆了实在和表象的二元对立,认为它们之间的那种戏剧性差异微不足道,差异本身只在于有用性的多寡。他们的观点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希腊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神学话语有助于我们祖先的目的,然而我们有着不同的目的,因此我们需要一套不同的话语。
理性真理亦是如此。启蒙运动用被罗蒂标记为“具有准神圣能力的‘理性’”取代了超自然的向导。但杜威和詹姆斯认为,这里的“理性”是一种保持特殊能力的企图,它类似于上帝,活跃于世俗文化中。相当于说,必有一种监督规范的理性“不可见法庭”,每个人在内心深处承认受到它的束缚。实用主义者认为,这样的一个法庭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爱默生主张历史的演化意义,他意识到“民主既不是政府的一种形式也不是社会的权宜之计”,而是人和其自然经验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他称之为“私人的无限性”。詹姆斯和杜威都受到爱默生这种观点的影响。当爱默生回溯历史并且审视人的时候,他考虑到自然的雄伟课程是多样且自由的。他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有终极证明问题都由未来所决定,它不可以被准确地预言,但却可以被期待。最终,实用主义用一个“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取代了“实在”、“理性”以及“自然”的观念。“当实用主义者被问及‘你们的好是基于什么标准?’这一问题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答案,就像是第一个哺乳动物并不能具体说明在哪些方面它们好于灭绝的恐龙一样。更好在这个意义上包含了更多的我们所认为的好,并且包含了较少我们所认为的坏。好在他们看来则意味着‘多样性和自由’……杜威说,‘成长本身是唯一的道德目的’。”
……
做一个不信上帝的犹太人: 大屠杀的宗教
大屠杀的独特性,或者反过来说,恰恰是大屠杀的一般性,已经成为信教犹太人,尤其正统派犹太人,与世俗犹太人之间相区分的重要因素。对正统派犹太人及其践行者来说,最终方案已经融入犹太人的不幸和过去的磨难,是犹太人历史和身份的一部分。然而本巴萨提出,对可能支持并且赞成以色列国存在的,但并不希望居住在以色列的许多世俗犹太人而言,大屠杀本身已经成了一种新宗教的核心,一种不包含上帝的世俗等价替代物,“一种自足宗教,具备仪式、牧师、朝圣场所、现代殉道者、修辞以及一种至高命令——对记忆的义务。奥斯威辛便矗立在这种宗教的中心”。
采用奥斯威辛作为宗教核心显得令人难以理解,因为被囚禁的7万人中绝大多数是苏联和波兰俘虏,而附近的比克瑙集中营毒杀了110万到160万人,其中90%是犹太人。埃丝特·本巴萨说,这种新宗教根据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而被形塑,在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获得力量,那时候似乎将会发生另一次种族灭绝事件。“奥斯威辛最终转化成一座新的西奈山,一种新制定的犹太教向人们显现的地方,它没有那么多限制,也不向犹太宗教实践和犹太文化施加重负。由此可以说,犹太教不再是一种宗教门类,相反,它变成了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伦理,共存的混合身份在此不会混淆起来。”这种犹太教被称为“大屠杀和救赎”的犹太教,把犹太人的灾难提升到“具有巨大先验的意义的层面,同时也在这种救赎的意义上,把同样的秩序属性赋予以色列国的建立”。
在此基础上,大屠杀便是独一无二的,不能被解释,也不能被当作历史来表述。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和埃利·维泽尔(Elie Wiesel),起初还有阿多诺,他们提倡沉默,理由是种族灭绝“永远都超越人类心灵的控制”。但作为苦难宗教的大屠杀已经被那些“仍然对历史变迁充耳不闻”的犹太民众采信了,“这种历史变迁本质上被局限在学者圈子之中”。在奥斯威辛之后,所有关于“表述之不可能”的讨论都促成了事件的神秘化。“在传统犹太神学中,上帝的存在是神秘莫测的。如今奥斯威辛也同样变得神秘莫测了。”
不过本巴萨也有她的疑虑:“人们其实可能想知道,如果以色列主要建立在苦难和牺牲基础上,并使这些永远处于警惕状态的犹太人进入一个总是不安全的国家生活,那么这种世俗宗教能在多长时间内,为可行的犹太身份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