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的悲剧》立足于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即1945年到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通过大量的材料，说明所谓的“解放”，是国家政权有组织地对人的暴力和镇压。
作者是荷兰当代中国史学家冯客。
因为急需现金，新政权设置了名目繁多的重税。北京的税收是以小米来计算的，一九四六年徵收了三万一千四百吨，一九四七年降到两万一千吨，一九四八年则只有一万吨，但在解放后的头一年裡却跃升至大约五万三千吨。从倒闭的小店主到无法维持全家生计的普通工人，人人都在抱怨。湖南省的省会长沙曾经繁华一时，解放后全城四十二万居民每人每年平均要上交两百五十公斤的粮食，而此前国民党政府对类似规模的城市所设定的徵税标准只有八十公斤。不仅如此，新政权对私营经济徵收的某些税种还具有追溯力，并不仅仅根据它们当前的收入来计算。没过多久，财政部长薄一波就坦承，这种任意徵收的惩罚性赋税已经破坏了商业，例如菸草业就因高达百分之一百二十的重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干部本身也是个问题。他们习惯于游击战争的环境，但对上海複杂的国际金融体系并不在行。解放前，上海是亚洲最大的商业中心，虽然其面积大约只有莫斯科的一半，但外国居民的人数比纽约之外的任何国际都市都多，吸引的外资也比伦敦和巴黎多。解放初期，共产党的干部们曾尽可能地让上海延续其特色，但很快他们就同这座城市产生了距离感。对各界专业人士提出的每一个建议，他们都心存疑虑，担心上当受骗，但自己又缺乏必需的知识应对各种複杂的金融问题。菲律宾总领事马里亚诺．埃斯佩拉塔注意到，共产党干部坚持对每个人都称「同志」，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无法让人产生「志同道合」的感觉：
他们少言寡语、举止含蓄、令人感觉疏远。他们过于谨慎、疑心重重、不愿和人打交道，而且言行拘谨，让人无法接近。在公务交往中，他们态度冷淡、一丝不苟，对遇到的问题，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甚至拒绝进行讨论……他们不能容忍任何人干预其工作，也不鼓励别人帮他们出主意，任何建议都会被当作多管閒事。他们不需要任何说明，在他们看来，所有人都值得怀疑，甚至有罪。
共产党不仅把外国人和商业领袖都视为帝国主义的间谍，与他们保持距离，而且对其他群体也是如此。一九四九年中旬，有大约三万八千名共产党干部跨过长江，从北方进入长江以南地区。这些南下干部大都不习惯当地的食物、天气和语言，只有少数人最终适应了新的环境。在浙江的杭州、宁波和温州等商业城市，干部们在与当地的工商业代表会谈时，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憎恨，与会者常常遭到羞辱甚至殴打，会谈经常变成「斗争大会」，很快就没有人敢说话了。而在绍兴这样一座美丽的水乡小城，当地干部却运用打游击的方式来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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