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与影响力:美国的经济不平等与政治权力mobi,azw3电子书。美国的政策制定为何重富轻贫?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只对富人的偏好做出反应,那么这个国家还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吗?在一个理想的民主国家,所有公民都应该对政府政策有平等的影响,但正如本书所展示的,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几乎只对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的偏好做出反应。
本书以敏锐的分析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审视了数以千计的政策改革提案,以及穷人、中产阶层和富裕的美国人对每项政策的支持程度。本书的发现是惊人的:当低收入或中等收入的美国人的偏好与富人的偏好不一致时,政策结果与处境较差的群体的愿望之间几乎没有关系,相反,富裕的美国人的偏好与政策结果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本书还表明,这种代表性的不平等广泛分布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和时间段,并且受到利益集团、政党和选举的影响。
书名: 财富与影响力:美国的经济不平等与政治权力 (东方编译所译丛)
作者: 马丁·吉伦斯
格式: AZW3
民主是什么?
民主不是一个或一组关于政治社会统治方式的观念,而是相关概念的多元排列。卢梭关于“公共意志”以及公民在法律制定中的直接参与的概念,与共和主义在民意代表政府中的“权力制衡”概念形成对比,尽管这两者都与许多涵盖人权、表达自由、正当法律程序以及普选权等大量的民主概念不同。
许多民主概念的共同点在于形成政治决策的权力应当被广泛分享。但单是就公民该如何实施这种权力,在不同的民主理论和不同的民主政体中就有很大不同。民主理论中有一派强调在民主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角色。这样的民主参与概念需要公民在协商和集体决策过程中的直接参与,令人想起新英格兰的乡镇会议或古雅典。协商民主理论家还找到了许多在更大的政体中促进协商的协商制度形式,比如能够将不同利益代表者聚集在一起讨论特定议题或者政策决定的邻居委员会或利益相关者会议。协商民主理论的核心是公民偏好和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理解并不外生于政治过程,而是能够且应该从中形成。按照这种解释,通过协商,公民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对某个问题的见解,并且通过这种理解来改善和修正他们的偏好和信念。
与协商理论不同,民主的加总理论把公民的偏好和利益视为给定的,并且视把这些偏好集合或加总为政治决定的机制为重点。加总民主更高版本需要公民充分了解当前的问题,以及候选人和政党提出的备选政策。在被广泛引用的加总民主概念的表述中,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威廉姆·麦克菲(William McPhee)写道:“民主体制下的公民被要求能够充分了解政治事务。他应当知道当下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历史是什么,相关的事实是什么,有哪些备选方案……(以及)可能的后果是什么。”1正如贝雷尔森、拉扎斯菲尔德和麦克菲指出的那样,在现实中很少有公民能满足这个崇高的设想。
民主概念的最低要求派(极简派)把现代政体中的公民视为对政治和社会政策不太感兴趣或不了解,以至于不能完成他们在上文简述的协商或者加总民主理论中的指派角色。民主概念的最低要求派最有影响力的构想源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熊彼特相信绝大多数公民,包括社会中接受最多教育和最成功的公民,并没有在构思政治观点上做太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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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党席位优势与国会控制的不确定性
当对政府的持续控制受到威胁或者获取政府控制权的希望处于危机中时,即便那些有强烈愿望制定它们所偏好政策的政党也会缓和它们的行为。早些年间更强的国会多数有助于把多数党隔离于这样的压力。当国会控制权变动机会很小时,政党追求大众所偏好的政策的动机就更弱了,而有更多的动机来迎合激进分子、利益集团和那些构成它们根基的群体。正如保罗·奎克所强调的,两党为了赢得下届选举,频繁地抛出国会控制权,多数党规模的下降,使得两党都抑制它们随时间变化追求政策目标的努力,并提高它们对大众的回应性。29
图7.11显示了我的回应性数据库所涵盖时期国会政党席位规模优势的下降。约翰逊时期的强民主党多数出现在图的左边。相比之下,多数党优势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相当微弱(因为里根的第一任选举带来了共和党对参议院的控制和众议院更接近的政党分布)并在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年代初期也特别小,且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是最极端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