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與文化冷戰》探索了在冷戰政治高峰時期，新興獨立國家和殖民國家之間的跨國合作和競爭，如何形塑了二戰後的亞洲電影。李尚埈在對亞洲電影文化和產業的分析中，同時採用了全球和區域取向的研究方法。亞洲地區的新經濟格局和早期電影創業家間共通的戰後經驗，受到冷戰政治、美國文化外交，以及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期間更加旺盛的文化流動所影響。作者詳細審視此混亂時期的文化現實，並根據冷戰時期因「不結盟」運動的影不斷擴大而形成、破裂和重建的國際關係，在此脈絡下全面重建亞洲電影史。
作者闡述了當時東亞和東南亞電影界高層、創意人員、政策制定者及學者力求將他們受好萊塢啟發的體系產業化，進而擴大市場，並提高其文化產品的競爭力。為此，他們成立了亞洲電影製片人聯盟，共同主辦亞洲影展，並聯合製作電影。《電影與文化冷戰》闡明，亞洲戰後最初密集形成的電影製片人網絡體系，很大程度上是冷戰文化政治的結果和美國霸權的產物。在東京、新加坡、香港、吉隆坡等眾多城市舉辦的亞洲影展，是冷戰期間電影人才一年一度的展示場合，而中央情報局也藉此機會，建立並維持美國與亞洲之間在文化、政治和制度各方面的聯繫。《電影與文化冷戰》以躍然紙上的筆觸，高度還原了這段幾乎被遺忘的亞洲劇院和電影產業史。
《佛陀的一生》
1952 年 10 月，第二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大會（World Buddhist Congress，簡稱 WBC）（由世界佛教徒聯誼會〔WFB〕贊助）在東京舉行，就在舊金山對日和約（the peace treaty of San Francisco）生效五個月後。第一屆大會兩年前在錫蘭舉行。正如北川三夫（Joseph M. Kitagawa, 1915-1992）所指出，WBC 是佛教史上第一個試圖「聯合和協調全世界所有重要佛教活動」的盛事。133 在日本舉行的大會吸引了來自 18 個國家的 180 名佛教代表，以及 450 名日本代表。1952 年的這場盛會之後，大會依序在以下國家舉行︰緬甸（1954）、尼泊爾（1956）、泰國（1958）和柬埔寨（1961）。134 G．P．馬拉拉塞克拉（G. P. Malalasekera, 1899-1973）博士是全錫蘭佛教大會的主席（任期︰1939-1957）和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的第一任主席，他聲稱︰「象徵世界佛教的『佛教徒』旗幟正在每個國家飄揚。」135 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是，透過 TAF 的支持，緬甸、錫蘭和印度的幾位重要人物參加了1952年的大會。受雇於 TAF 的瀑布影業製作了一部關於東京 WBC 的 27 分鐘黑白紀錄片，片名為《活佛》（The Living Buddha），也稱為《佛教世界兄弟會》（Buddhist World Brotherhood）。整部電影以英文製作，但也準備了一個僧伽羅語版本。136
製作一部關於佛陀生平長片的嘗試在東京大會之後立即展開。事實上，日本的大映映畫株式會社針對這個主題製作了一部豪華的黑白電影《大佛開眼》（Dedication of the Great Buddha／大仏開眼，衣笠貞之助〔Kinugasa Teinosuke, 1896-1982〕執導，1952），並於東京放映以慶祝 WBC 活動。本片並於 1953 年入選坎城國際影展正式競賽單元。然而，好萊塢從未考慮過製作一部關於釋迦牟尼生平的電影。瀑布影業向 TAF 提案，並在數週內獲得 TAF 批准。瀑布影業隨後聘請了芝加哥出生的小說家兼編劇羅伯．哈迪．安德魯斯（Robert Hardy Andrews, 1903-1976）編寫劇本，由 TAF 支付費用。137 這個計畫暫時命名為《佛陀的一生》。與《人民的勝利》一樣，《佛陀的一生》是瓦倫泰的計畫。因此，當坦納在 1953 年 8 月（即布魯姆上任後一個月）收到劇本時，他根本不知道計畫的內容是什麼。138 坦納非常讚賞安德魯斯的劇本，但對該計畫的基本規劃多所批評。坦納寫道，會有「哪種人、帶著何種目的」製作這部電影？這答案應該很明顯。對坦納來說，這是為好萊塢寫的劇本，要花數百萬美元的成本製作。他的解決方案是與印度聯合製作這部電影。在寫給史都華的信中，坦納解釋了他的理由︰
這部電影〔《佛陀的一生》〕必須為一般亞洲人，特別是佛教徒而製作。這樣的電影在美國可能有一定的市場潛力，但好萊塢的大製作公司是否願意為這種可能性投入可觀的金額？〔⋯⋯〕懂得將演員陣容維持在最低限度的新劇作家是很聰明的。如果安德魯斯先生是為印度製片人撰寫這篇劇本，我相信故事本質會完全相同，但製作規模會大幅降低。我的建議是，我們向好萊塢提出請求，請他們與某家一流的印度公司聯合製作這部電影。139
紐約自由電影公司（Freedom Film Corporation）總裁詹姆斯．麥克法蘭（James W. McFarlane）也讀了劇本，與坦納相比，他對這個計畫更加熱情。他強調，這部電影「將比之前任何團體或個人所做的任何努力更能打擊共產主義宣傳，並為東南亞帶來和平與安全」。140 作為在印度擁有豐富經驗的電影發行商，麥克法蘭可以預估電影的潛在票房規模。他推測，如果全世界六億佛教徒中有 25% 的人看到了這部電影，《佛陀的一生》將製造「可觀的」利潤。麥克法蘭認為，法蘭克．卡普拉應該執導這部電影，因為就在一年前，他曾代表美國電影業參加印度國際影展。141 TAF 的電影團隊動作非常快。然而，若要啟動這個計畫，他們需要來自印度、緬甸和錫蘭的佛教團體支持。
從一開始， TAF 就與 WFB 主席馬拉拉塞克拉保持密切關係，用尤金．福特（Eugene Ford）的話來說，WFB 是「最重要的制度化組織，代表著全新的戰後泛佛教團結」。142 到了 1950 年代初期，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開始將佛教視為國際關係和冷戰競爭的新興舞台。正如福特所主張的，通訊和運輸技術的進步，「使不同國籍的佛教徒更緊密地接觸，彌合了種族和地理的鴻溝」。143 馬拉拉塞克拉試圖找到方法，將年輕人帶入寺廟，並吸引他們願意信仰佛教。作為受過英國教育的斯里蘭卡文學學者，馬拉拉塞克拉也急於將佛教傳播到西方世界。144 當他在 1953 年訪問舊金山和紐約時，發現許多美國人從未聽過佛陀，或者即使他們知道佛陀的名字，對祂或祂的教義知之甚少。更重要的是，馬拉拉塞克拉注意到電影和電視在傳播思想、意識形態和知識方面的力量。正如他在一篇為《佛教徒》（Buddhist）所寫的文章中描述的那樣︰「毫無疑問，電影已成為當今參與知識最有效的手段。」「但是，」他繼續說道︰「誰能製作出我心目中想要的那種電影？錢要從哪裡來？因為一部電影，尤其是彩色電影，要花很多錢」。145 馬拉拉塞克拉指名 TAF 為最適合承擔這項任務（製作一部關於佛陀的電影）的美國機構，並提到加州卡爾弗市的一家電影製作公司，該公司「多年來只製作教育影片」。146 答案很明顯，這家製作公司就是瀑布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