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以來的英語民族史》是一部受到著名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名作啟發，而寫成的史學巨作，描述了英美國家發展的歷史，如何締結堅固的同盟，共同面對充滿動盪的二十世紀。作者回顧二十世紀初，當時的美國尚未以強權地位躋身國際世局，接下大英帝國的棒子。但他認為，即將到來的新世紀將要歸屬於英語民族。英語民族循序漸進，成功擊敗德意志帝國、軸心國的侵略與蘇維埃共產主義，而今則正在和伊斯蘭原教旨恐怖主義持及世界各地莫名的「反英美主義」奮戰。
在今天這個「多元」的現代世界，作者羅伯茨歌頌英語民族的光榮過往，英語民族責任與承擔，告訴大家要對歷史抱著「溫情與敬意」，對前人留下的傳統要時時銘記在心。今人看來，這實在顯得不合時宜，宛若上世紀遺留下的老古董。羅伯茨也不諱言會被左派批評他歌頌帝國主義、白人中心，鼓吹執行正義之戰，誓死剿滅共產主義及極權政府，疾呼文人圈、媒體圈、電影圈中淨是虛無、犬儒的失敗主義者，鎮日扭曲事實、無病呻吟。羅伯茨就是要挺身跟「政治正確」的大旗奮戰。
羅伯茨的觀點在當代雖然特立獨行，但他真心守護自由民主價值，珍視歷史傳統，期許英語民族「能力愈強、責任就愈大」的傳統右派立場，這在近年美國走回孤立主義老路，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此消彼長的國際局勢中，更顯得本書可貴。
本書特色
1. 採編年體例，細數自二十世紀初以來，英語民族在全世界範圍內的興衰起落，期間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美蘇冷戰與本世紀初的反恐戰爭。
2. 作者談天說地、信手拈來品評百年來諸多歷史事件，時而辯如懸河、時而疾言厲色、時而又哀嘆當政者對敵人過度軟弱，讀者可由本書一窺「英語民族中心者」的世界觀為何。
3. 作者保守立場鮮明，極度反法西斯、反共產、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對左派、對自由派、對反英美「帝國主義」者沒有好話，是台灣市面少見的英美傳統右派的歷史著作。
高爾特謀殺案
威廉二世對大英帝國又愛又恨。一九○五年夏天，大英帝國有一位年輕殖民地官員被殺害，這件事在歷史上本來不值一提，卻能從中看出大英帝國的統治方式。一九○五年五月十九日星期五下午六點半，在安科萊地區（Ankole）伊巴丹（Ibanda）附近一間賓館的陽台上，三十三歲的烏干達西方省（Western Province of Uganda）助理副專員高爾特（Harry Galt）被殺。此地約在首都坎帕拉（Kampala）以西一百五十英里處。某人闖進建物，把長矛插進他的胸口，刺破了他的肺臟。「你看，廚師，」他對一名僕人叫道，「我被一個野蠻人刺了。」然後倒地而死。雖然經過多方調查，但沒有查到殺手的身分和動機。
此事也許是出於多羅族（Toro）和安科萊族部落領袖的敵對。他們有幾十年的仇怨，可能和高爾特根本無關。1嫌疑犯叫作魯塔拉卡（Rutaraka），他的屍體後來被發現，當地人一開始認為是自殺，但也許並非如此。魯塔拉卡可能是為一個部落殺掉高爾特，試圖嫁禍給另一個部落，但此事很快「出現一系列令人不解的指控、撤回、自相矛盾」，讓英國調查官員感到無望。有兩個人受審後被定罪，上訴後又被釋放。這件事到今天還是個謎，一大堆證據還存放在恩德培（Entebbe）的檔案室。這個故事非常複雜，故事中有巫術、掩蓋證據、盜獵水牛、至少有兩次互相出賣、逃亡、飲酒派對、被天花病毒感染的牛奶和駝背小侏儒。（「這是我見過把人性扭曲到最極點的案子。」）2
謀殺案發生地點後來蓋起一座十五英尺高的白色金字塔，姆巴拉拉地區（Mbarara）總部也在法院舊址蓋了一座高爾特紀念館。高爾特事件的特殊之處不只是凶手到現在都查不出來。一八九四年六月，英國在羅斯伯里勳爵（Lord Rosebery）擔任首相時宣布烏干達為其保護國，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烏干達被允許獨立。在這超過三分之二世紀的六十八年間，高爾特是唯一被刺殺的殖民地官員。3烏干達面積有九萬四千平方英里，一九五五年約有五百萬人口，其中有四萬八千名亞洲人和五千六百名歐洲人。這樣一個非洲國家本來就很難統治，卻很少發生反英動亂，這是那些批評大英帝國是暴政的人士必須要解釋的。
要說是因為當地人民害怕英王的非洲步槍營，那是說不過去的，因為這裡只駐紮了一個營，只有二十四名英國軍官、十名資深士官、八百五十名烏干達士兵和士官。比較可能的解釋是，他們認同英國統治帶來的好處。大烏干達鐵路（Great Ugandan Railway）早在一九○一年十二月就建成。這項大工程耗時四年半，長達五百五十英里的鐵路直通非洲心臟地帶，從靠海的蒙巴薩（Mombasa）一直連到尼羅河的源頭維多利亞湖（Lake Victoria）。打下最後一根釘子的是一名鐵路工程師的妻子弗洛倫斯．普雷斯頓（Florence Preston），這個小鎮就稱為弗洛倫斯港（Port Florence）。
一九六二年，即將上任的烏干達總理奧博特（Milton Obote）拜託末代總督庫茨爵士（Sir Walter Coutts）在獨立後再留下來當總督，這是友好交接的最佳明證。西班牙出生的美國哲學家暨哈佛教授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曾說，大英帝國最後階段的統治者都是些「甜美、公正、孩子氣的主人」。在烏干達，像庫茨和他私人祕書福沃德（Alan Forward）這樣的人盡力管理著二十多個不同族群，這些族群分成三個種族，說著二十多種語言，分居在四個王國和十個地區。他們能辦到這點，只有一個可憐的高爾特被殺害，都是因為他們清廉、良善和公正。
烏干達在一九六二年從英國獨立出來後，從未有一次和平地轉移政權。我們隨意翻看烏干達獨立後悲慘的歷史：奧博特自任為總統、阿敏（Idi Amin）的軍事政變和獨裁、與肯亞的邊界衝突、阿敏驅逐烏干達亞裔人口、一九七一到一九八六年的十五年殘酷內戰、坦尚尼亞入侵、經濟崩潰、聖主抵抗軍（Lord’s Resistance Army）恐怖分子的叛亂，還有數不盡的恐怖事件，任何人都會認為英國短暫統治時期是烏干達人民有史以來最幸福的時期。非洲人被英國人殖民，要比被德國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義大利人和最壞的比利時人殖民幸運得多。當阿爾及利亞終於在一九六二年從法國獨立時（和烏干達同年），這場「為了和平的野蠻之戰」已死掉上百萬人。法國從一八三○年開始統治阿爾及利亞，在短短五十年內，阿爾及利亞當地人口就從四百萬減少為二百五十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