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mobi，azw3（牛津大学重量级史学家重新解读近600年世界史，对当下世界格局做出有洞见的阐释，荣获英国历史学界殊荣沃尔夫森史学奖。北大强世功教授作序）。
405年，最后一位“世界征服者”帖木儿，在前往中国的途中去世。这不仅造成了帖木儿帝国的崩溃，自成吉思汗以来，草原帝国主导整个欧亚大陆的时代也就此结束，全球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世界史叙事中，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兴起”——这些名词构成了人们解读近现代全球发展历程的关键线索。但在牛津大学重量级史学家约翰·达尔文看来，世界历史的重心是欧亚大陆而非海洋世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欧亚世界来说，1405年才是多元化的全球现代历史的开端。帖木儿霸业的溃败，直接催生了欧洲、伊斯兰世界与东亚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欧洲在数百年里都感受着来自其他文明的巨大压力。
公元1400年后，种种迹象显示，前两个世纪的商业活力已开始衰退。统治埃及、叙利亚的马穆鲁克帝国，当时伊斯兰世界最富裕的经济体，因为帖木儿入侵以及大肆劫掠大马士革和阿勒颇而元气大伤。黑死病暴发后，人口骤减。威尼斯商人对东地中海海上贸易的掌控更为牢固。欧洲纺织品开始取代当地自产的布。 黄金短缺加剧商业的萧条。但若根据这些经济改变的迹象，判定伊斯兰世界即将把龙头地位让给不甘蛰伏的欧洲，又失之武断。对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地方而言，与欧洲的贸易无足轻重。伊斯兰世界幅员辽阔，远非欧亚世界的远西地区所能比拟。伊斯兰世界的商人，在传播伊斯兰教方面成就斐然。马六甲（1425年时已伊斯兰化）新贸易国的建立，乃是伊斯兰教快速传播于东南亚群岛的先声。但伊斯兰教仍保有积极进取精神的最鲜明证据，或许在于奥斯曼势力在东南欧的挺进。奥斯曼势力（小亚细亚突厥化诸国中最积极进取者）在14世纪50年代即已越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1389年，独立的塞尔维亚亡于科索沃之役；1394年，保加利亚落入奥斯曼人之手。尼可波利斯（Nicopolis）之役（1396年），奥斯曼人击溃以十字军自居的欧洲联军。1402年奥斯曼人遭来犯的帖木儿击败，但强韧的奥斯曼人并未就此一蹶不振，1453年攻下君士坦丁堡，标志着这个新兴的王朝制国家已然屹立，其军力比欧洲人历来在东方所遭遇的敌人更为强大。1481年“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t the Conqueror）去世时，贝尔格莱德以南的整个巴尔干半岛，还有多瑙河口，都在奥斯曼人的统治下。“火药时代”似乎预示着伊斯兰扩张的动荡新阶段即将到来。
1400年左右，伊斯兰诸社会仍是欧亚最富活力与扩张精神的成员。但最富强者乃是中国。虽频频遭遇改朝换代的动乱和游牧民族南下的破坏，但中国在政治和文化上展现了非欧洲和伊斯兰世界所能比拟的一统性，而且这一统性经受过严厉的考验。1279年元朝灭亡南宋之后，统治全中国将近百年。兵荒马乱，意味着贸易停摆，而疾病（黑死病）的蔓延，可能使中国人口由1亿减少为6000万。从较正面的角度来看，元朝时期也可视为延续了宋朝的商业扩张，使中国与中央欧亚的贸易、文化交流更为开放。1370年后，在新王朝明朝的统治下，中国的一统性得到了强化。
这种一统性的关键特质，或许可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源头里找到。中国发祥于黄河流域，借由集约型农业的渐进扩张而形成。黄河流域细而肥沃的黄土，特别利于集约耕种。持续不断的农业垦殖过程，把中华文化从华北平原各处传播到长江流域，再继续向南传播。在华南，农业的基础改变了，由较干燥北方的小麦、谷子转而改种水稻。这一往南的大扩张，把新土地、新民族吸纳进中华世界，是中国“形成”过程的重大阶段。这使中国的农业经济增加了种稻地区（一年可两熟或三熟的地区），使亚热带南方的新作物、新货物往北流动，促进了国内贸易。13世纪一位作家写道：“枣粟之利，古盛于北，而南夏古今无有。香茶之利，今盛于南，而北地古今无有。兔利盛于北，鱼利盛于南，皆南北不相兼有者。” 往南扩张也促使靠水道网连接各地理区的商业经济，在900年至1300年间更快出现。由于这些条件到位，专门化的脚步加快了（因为民生必需品可由远处运来）；复杂的借贷体系兴起；纸钞的使用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比起欧亚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中国更早且更大规模地汇集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跨地区的交易和因此促进的技术变革，让中国获利。公元1300年前，已有多种农业上和制造业上的创新（那时棉织业已在长江下游牢牢立足）广被采用，而创新发明的文化有助于新技术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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