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认同与尊严的斗争为何席卷当代世界？》指出：当代世界许多被误认为源起于经济动机的斗争，实则根植于对于承认的需求，无法单纯靠经济手段满足之，因而现今有太多人受到基于民族、宗教、派别、种族或族群的狭义承认吸引。福山以扎实的考据与浅显的论述，从柏拉图、马丁•路德、卢梭、康德、民族主义到现代的性别政治，追溯了身分认同概念的发展，他一针见血地提出警告：除非我们能对人性尊严建构普遍的理解，否则注定承受接连不断的冲突。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走到一半，世界政治发生剧烈的变化。
从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到二〇〇〇年代中期，出现了山缪．杭亭顿（Samuel Huntington）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可归类为选举民主制的国家从原本的三十五个增至一百一十多个。在这段期间，自由民主成了世界许多政府的预设形式──至少志在民主，就算没有落实。[1]
与这种政治制度的变迁并辔而行的是各国的经济愈益相互依赖，即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后者得到诸如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及后继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等自由经济机制之强力支撑，辅以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等区域性贸易协议。在这三十几年间，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成长率超过全球GDP的成长率，而被公认为繁荣的最大驱动力。在一九七〇年到二〇〇八年间，全球商品服务的产出增加三倍，成长几乎扩及世界所有区域，而发展中国家赤贫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也从一九九三年的四二％降至二〇一一年的一七％。儿童在过五岁生日前夭折的比率，则从一九六〇年的二二％，降至二〇一六年的不到五％。[2]
但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并未造福每一个人。在世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已发展国家中，不平等急遽恶化，致使许多成长的好处大多流向受过高等教育的菁英。[3] 既然成长与商品、金钱、人民从一地转往另一地的数量增加息息相关，社会自然会出现大量颠覆性的转变。在发展中国家，原本无电可用的村民突然发现自己住在大城市裡，看著电视，或透过随处可见的手机上网。劳动市场适应新的情况，驱使数千万人越过国际边界，为自己和家人寻找更好的机会，或试图逃离家乡无法容忍的环境。中国、印度等国家冒出庞大的新中产阶级，但他们所做的工作，取代了原本由已发展国家旧中产阶级负责的工作。制造业不断从欧美移往东亚和其他低劳动成本的区域。同一时间，在逐渐由服务主宰的新经济体，女性正取代男性，而低技术工人正被聪明的机器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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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原本有股趋向愈渐自由开放的动能，这股动能从二〇〇〇年代中期开始减弱，然后情势逆转。这时碰巧接连发生两次金融危机：第一次是在二〇〇八年始于美国次级贷款市场，导致后续的经济大衰退；第二次则是希腊无力还债而使欧元和欧盟面临危机。在这两个例子，菁英政策都造成巨大的经济衰退、高失业率，以及全球数百万普通劳工收入骤降。既然美国和欧盟是领头羊，这些危机自然伤害了整个自由民主的声誉。
民主学者赖瑞．戴蒙将金融危机后的那几年形容为「民主衰退」的几年，几乎全球各区域的民主政体总数，都从高峰下坠。[4] 几个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独裁国家则更有自信，也更跋扈了：中国开始宣传「中国模式」，作为一条明显不民主的发展和致富途径；俄罗斯也趁机抨击欧盟和美国自由主义的堕落。一些在一九九〇年代看似成功的自由民主国家，都走回较专制的老路，包括匈牙利、土耳其、泰国、波兰。二〇一一年的阿拉伯之春固然瓦解了独裁政府，但随著利比亚、叶门、伊拉克、叙利亚陷入内战，这个区域对于更民主的希望彻底破灭。引发九一一攻击的恐怖主义浪潮并未被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击退。那反倒突变为伊斯兰国，俨然成为世界各地偏执、残暴伊斯兰主义者的指路明灯。跟伊斯兰国的韧性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有好多年轻的穆斯林放弃在中东其他地方和欧洲相对安全的生活，前往叙利亚替伊斯兰国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