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伯格访谈录:RBG给未来世代的声音mobi,azw3

金斯伯格访谈录:RBG给未来世代的声音mobi,azw3电子书。一本直击美国司法之书,一段女性披荆斩棘之旅。继热销书《异见时刻》之后,解读金斯伯格的重磅作品。

本书记录了杰弗里·罗森与金斯伯格两位老友持续近二十年的对话。金斯伯格在此毫无保留地分享了一位大法官眼中的时代议题:法律应该为少数群体做些什么,两性平等在司法案件中推进了多远,最高法院如何应对党派政治的趋势,等等;也谈论友情、生活与爱。对话既呈现出金斯伯格在具体案件中追求平等、正义的深思熟虑,也还原了法袍之下的这位女性,时而严肃时而风趣,真诚而意志坚定,对生活充满热情。

PS:金斯伯格大法官毋庸置疑做出过很多的贡献,但恰恰是因为这些,使得她后期变得包围在光环里而不能自拔。比如说吧,至死不退休,结果让保守的大法官上位了。

她的标志性案例

作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女性权利项目的联合发起人,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在1972至1980年间曾力图让最高法院相信,那些表面上旨在造福或保护女性的立法,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出于这一原因,她选择为一系列男性原告代言,他们无法享有指定给女性的法定福利。这一富有远见的战略迫使最高法院阐明了一条性别歧视审查标准,它可以中立地适用于两性。金斯伯格的榜样是瑟古德·马歇尔,这位开路先锋式的辩护律师在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中作出了成功的辩护,废止了校园种族隔离。作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辩护基金会的创始人、首席理事兼律师,马歇尔贯彻了一种渐进的策略,即一开始为那些被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学院拒之门外的非洲裔美国人辩护,然后再去抵制影响更为广泛的其他公共教育机构的种族隔离措施。金斯伯格受到了马歇尔这一榜样的启发,她也决心采取渐进的行动。她代理的那些原告都是20世纪70年代的男性法官最有可能认同的原告。

金斯伯格常和我谈起她所谓的“糟糕的旧时代”里的案件,在那段时间里,最高法院一再地支持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而那些案件都是她打算推翻的。在其中一起案件——1961年的霍伊特诉佛罗里达州案中,格温德琳·霍伊特被全部由男性组成的陪审团判定犯下了谋杀罪。针对这种基于性别的排斥女性的陪审员选任制度,霍伊特请女权律师多萝西·凯尼恩(她也是金斯伯格心目中的英雄之一)作为辩护人发起挑战,但未获成功。后来当金斯伯格给自己接手的第一宗最高法院案件——里德诉里德案撰写诉状时,她把凯尼恩和另一位先锋律师兼民权活动家保利·默里的名字都(作为共同作者)加了上去。

里德诉里德案涉及一对离婚的夫妇,萨莉·里德和塞西尔·里德,他们共同监护着养子理查德,也就是众所皆知的斯基普。[2]一个周末,斯基普问母亲,他能否早点从父亲家回来,萨莉告诉他法律要求他待在那里,于是他就在绝望中开枪自杀了。1萨莉悲痛欲绝,她申请成为儿子遗产的管理人,但爱达荷州的一家法院拒绝了她的请求,理由是州法律规定:在拥有同等管理权的人当中,男性必须优先于女性。在萨莉·里德一案的上诉过程中,金斯伯格是那份将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相提并论的诉状的主要执笔人,她指出爱达荷州的法律应该受制于和种族歧视同等的“严格审查”标准,因为性别和种族都是“先天而不可改变的”特征,“与才能或履行能力没有必然关联”。金斯伯格还辩称,由于塞西尔和萨莉的“处境类似”,两人同样能够管理好遗产。1971年11月22日,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3]为最高法院的一致裁决撰写意见,其中首次援引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宣布基于性别的歧视无效,并由此废止了爱达荷州的这一法律。但这次胜利并不彻底。最高法院废止该法律的理由只是它强制实行了一种“任意的立法选择”,但并不适用于金斯伯格所认定的那种宪法要求的针对性别歧视的“严格审查”标准。

……

英雄的遗产

最高法院的2018—2019年开庭期对金斯伯格大法官来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11月,也就是我在光玻歌剧节和她见面后的三个月,她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摔断了三根肋骨,但事实证明这是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在检查她骨折的肋骨时,医生在她的左肺发现了两个恶性肿瘤,由于发现较早,这两个肿瘤在12月底被成功切除了。凭借非凡的毅力和决心,金斯伯格大法官在康复期间也没有放下最高法院的工作,她在二十五年的大法官生涯中首次缺席了十一次言辞辩论,但在家中休养时还是通过审核案情摘要和庭审记录参与了这些案件。2月初,在重返法官席的两周前,金斯伯格大法官在术后首次公开露面,参加了国家宪法中心主办的演出《声名狼藉的RBG之歌》,这是一组美妙的声乐套曲,由她的儿媳帕特里斯·迈克尔斯创作并演唱,她为金斯伯格大法官的信件和意见谱了曲。能在演出结束后见到大法官让我很兴奋。她面带微笑,神情坚定;就在那时,她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谈到了我母亲最近过世的事,她总是为别人着想,即使在自己尚处于康复期时也是如此。

最高法院的这一开庭期是布雷特·卡瓦诺大法官取代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后的第一个开庭期,也是最高法院自2012—2013年开庭期以来5比4票裁决比例最高(28%)的一个开庭期,其中80%的裁决都出自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在意识形态上产生的分歧。然而在这些裁决中,保守派大法官的胜率只有44%,而上一个开庭期却是100%。1肯尼迪大法官退休之后,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成了新的摇摆大法官,他在几起关键案件中都加入了四名自由派大法官的行列,其中包括麦迪逊诉亚拉巴马州案和商务部诉纽约州案,前者阻止了亚拉巴马州对一位有记忆和认知障碍的囚犯执行死刑的企图,后者则是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人口普查问卷中加入公民身份问题的最初尝试。作为自20世纪30年代的查尔斯·埃文斯·休斯[1]以来首位在票数接近时充当摇摆票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确凿无疑地将最高法院打造成了自己的法院,他在7项5比4票的裁决中都加入了四名保守派大法官的行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鲁乔诉共同事业案,其裁决意见认为党派性的不公正选区划分是一个超出了联邦法院监管范围的政治问题。这一裁决激怒了埃琳娜·卡根大法官,她由此撰写了一份痛心疾首的异议,批评多数方拒绝干预并确保“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并引用了《独立宣言》中的坚定主张,即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她的结语是:“美国的民主就是这样运作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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