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都活成了形似走肉:爱欲之死mobi,azw3

爱欲之死
爱欲之死

爱欲之死mobi,azw3电子书。作者在书中思考了当代社会中爱欲所面临的威胁和人的欲望。对于韩炳哲来说,爱欲(EROS)是勇于否定自己,肯定他人。在一个个体自恋和技术沉迷的社会里,他者已被消除,而非自我。在如今日渐”纳西西提(自恋)”的时代,我们只能在”同质化的地狱”里寻找爱与欲.作者认为,爱的消亡,是自我反思的消亡.本书思想深刻,逻辑严谨,文笔简明,可读性强,是一部优秀的哲学理论著作。

爱欲是勇于否定自我,肯定他者。爱欲与他者密切相关,是个体在自我的王国里无法征服的疆土。爱欲以超验性、彻底的独有性为前提。当今社会越来越像一个同质化的地狱,而爱欲的经验不在其中。个体的内在危机在于,一切事物均成为被消费的对象,从而毁掉了爱欲的渴望。吸引自我的、被自我所渴望的他者,无处可栖。这是一个没有了爱欲的社会。

书名: 爱欲之死
作者: 宋娀 【德】韩炳哲
书号: 9787508697086
格式: AZW3

承认“无能为力”

效率社会完全被情态动词“能够”所控制。与此相反,规训社会被禁令、惩罚和情态动词“应当”所统治。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应当”就被迅速地边缘化。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能够”代替了“应当”。对动机、倡议和项目的追求远远比虔敬、命令及其带来的剥削更有效。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他无须臣服于一个剥削和约束自己的“他者”,因而是自由的劳动主体,但这并非真正的自由,因为他将自己分解为无数自由的零部件,然后向内剥削自己。剥削者同时也是被剥削者,正如加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自我剥削比剥削他人的效率更高,因为前者带来一种类似自由的感觉,或因这种剥削可以脱离被统治的前提而实现。

福柯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1]无法适应规训社会,创业者不再是对某人、某机构言听计从的主体。[2]但他隐藏了另外一个事实:创业者并非自由。自由仅仅存在于臆测之中,事实上人们是在剥削自己。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立场是绝对肯定的、毫无批判的。他认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政权,是一个“最小的国家系统”,是“自由的管家”,使得自由得以存在于市民社会中。他完全忽略了对“自由”的新自由主义定义也具有强制性、约束性的框架。他将其称为“通往自由道路的自由”:“我会提供给你通往自由道路的条件。我会努力使你具有获得自由的自由。”[5]对自由的新自由主义定义如同那个悖论式的祈使句“请自由吧!”,使劳动主体陷入压抑,精疲力竭。尽管福柯的“自我伦理学”驳斥了当时的反动政权,即对他者剥削的统治形式,却忽视了自由本身的强权特征,这也是发生自我剥削的基础。

“你能”二字带来的强大压力,通常可以毁灭一个劳动主体。强迫自我不断更新,看上去像是对自由的实践,事实上却使主体忽视了它的强迫性。“你能够”甚至比“你应当”更具强迫性,自我强迫比强迫他人能带来更明显的效果,因为自己不可能反抗自己的意志。新自由主义的政权将这一强迫性巧妙地隐藏在表面的个人自由之下。个体不再将自己视为言听计从的主体(Subjekt,subject to),而是视为可以面向未来规划的项目。这就是它的狡猾之处:谁失败了,谁就应该自负其责,不应该将责任推给任何人。没有任何申辩或赎罪的可能性,紧接而来的不只是责任危机,还包括奖赏危机。

责任和奖赏的前提条件是他者的存在。与他者缺乏联系,则会导致责任危机和奖赏危机。与广泛传播的一种推论(例如瓦尔特·本雅明[6])相反,这些危机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不是宗教。因为所有的宗教都通过犯罪和赎罪来发挥效用。资本主义是“举债”[7]的,不存在“欠债者”免除“还债”责任的可能性。无法赎罪、无法免责,也是工作主体抑郁的原因。抑郁症和工作倦怠(Burnout)共同造成了无法挽救的“能力”危机——一种精神层面上的“无力支付”行为。

……

理论之殇

马丁·海德格尔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说:“关于他者,也就是与我对你的爱以及我的思想密不可分的东西,是很难讲的。我称之为爱欲,巴门尼德称之为诸神身上最古老的东西。每当我的思想又迈出关键的一步,每当它朝着未经开发的领域探进一步,神那扇动着的翅膀就会触碰到我。当我把长久以来已知的东西引入可以表达的语言区,而把长久以来一直被表达的东西打入冷宫的时候,神对我的触碰就会更强烈,甚至叫我害怕。既要完全适应这样的状况,又要保护好我们的自我;既能追随神的飞行,又能安然无恙地踏上归途——也就是要兼顾和同时重视这两个层面而稳步前进——这是我不易做到的地方。我总是容易误入单纯的感官世界,或者徒劳地用工作迫使自己尝试那些原本无法被强迫完成的事。”[1]他者的引诱会在思想中点燃一种情欲的渴望,而除却这种引诱,就只剩下徒劳的、不断复制同类的工作。以计算和推演为核心的思考缺乏独一无二的消极性,是一种积极的劳动,因为它不会引起消极的不安感。海德格尔认为,如果思考本身不是受爱欲驱动,不能探索“无人之境”和不可推算之事,那么它就只是一种“徒劳的劳动”。当思考的目的变成将不可表达的、特应性(atopisch)的他者转化为可表达之物的时候,爱神扇动的翅膀才会强有力地触动它。基于数据的计算式思考,缺乏他者的抗力,缺乏爱欲的思考,仅仅是重复的叠加,缺乏爱欲的爱情也就缺乏了精神动力,会退化为“单纯的感官性”。感官性和工作都从属同一种秩序,它们都与精神和愿望无缘。

不久前,《连线》(Wired)杂志的主编克里斯·安德森发表了一篇题为《理论的终结》(The End of Theory)的争议性文章。他在文章中称,如今我们拥有了无法想象的巨量数据,使得不同的理论模型都变得多余:“像谷歌这样的公司在今天这个充斥着海量数据的时代成长起来,它们不需要委身于任何错误的模型,他们甚至不需要任何模型。”[2]人们分析数据,找到相关性或者主从关系的模式(pattern),一切依靠假说推演的理论模型让位于更直接的数据比对。关联性代替了因果性:“跳出人类行为的一切理论——从语言学到社会学,忘掉分类学、本体论和生理学。谁知道人们为什么在做他们在做的事情?重点是他们做了,然后我们可以用前所未有的精确度进行痕迹追踪和测量。只要有充足的数据,数字自会说话。”

安德森的基本观点是,理论的价值正在弱化和萎缩。理论更像是一种模型或假说,需要通过一系列实验来证实或者证伪。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那样强大的理论是无法用数据分析模型来替代的,因为它们强调的是思考的基础。理论的本质是以不同的眼光对这个世界加以判定。它是最原始的、初发的判定,决定了哪些从属于这个判定而哪些不是,哪些存在着和应该存在而哪些不是。理论具有的高度选择性的叙事特征,可以帮它在“无人之境”披荆斩棘,打开一条通道。

注释: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一个概念。它假设人的思考和行为是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的的理性行为,致力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对限制性做出反应。常用作经济学和某些心理学分析的基本假设。

Michel Foucault, Die Geburt der Biopolitik. Geschichte der Gouvernementalität II, Frankfurt a. M. 2006, S. 314.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哲学家、思想家,被称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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