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桑兵)mobi,azw3

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mobi,azw3电子书。本书收录了作者有关中日关系的十余篇专题论文.作者力求从取法和材料两方面提升中国中日关系研究的水准,以改变目前相关领域在国际学术界所处的不利地位。所选各题,均尽可能跳出近现代的界域,不受分科专门的局限,将各方各种相关记载比勘互证,由不同视角四面看山,从中日关系以及两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考察具体问题的走向及变动。

注意中日双方各自存在众多利益诉求各异的派系方面,并注意在近代东亚一体化的背景下,日本因素对于中国影响的复杂性,深层次揭示双方从交流走向对抗的渊源流变。

书名: 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
作者: 桑兵
格式: AZW3

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

第一节 旧说之疑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即公历1896年6月15日,刚好是中国的端午节,清朝驻日本东京的公使馆里,异乎寻常地出现了13位长袍马褂、脑后垂辫的中国青年。这件事后来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转折点。[1]著名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前辈学者实藤惠秀先生在其开拓性著作中,首先把它定为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发端。此后,几乎所有研究留日学生史的学者都接受这一看法或与之不谋而合。尽管有的著作将此事与清政府确定留日国策区别开来,并且分析了一些背景情况,但仍然承认其发端地位。[2]

然而,究竟以何时或什么标准定为近代留日学生发端更为妥帖,并非没有疑义。这一问题至少牵涉四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它标志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主要流向的逆转。在茫茫大海的古老航道上,过去是运载日本学问僧的帆船驶来大唐,现在却是中国学生搭乘邮轮开向扶桑。其二,它是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正式发端,在近代中国留学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三,它显示了甲午战后中日关系的变化,表明在战争中失败的一方认识到向战胜国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揭开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其四,它是近代中国向外国学习进程中的一个界标。派遣留日学生及其队伍的不断扩张,使得中国人学习西方不仅主要转向以日本为媒介,而且越来越带有东方色彩,表现出开眼看世界视野的拓展。

确定近代留日学生运动的发端,应当从以上几方面通盘考察。实藤惠秀先生正是想指出这些意义,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述了日本舆论界的有关评论。可惜所引《太阳》杂志的两篇文章,都是1899年后的作品,不能说明1896年这13位中国青年出现于日本所引起的反响,以及这一事件的性质和意义。

这13位青年是: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字元丞)、吕烈辉、吕烈煌、冯訚模、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和赵某。清政府何以要派遣这些学生东渡?事情还要追溯到中国向日本派驻公使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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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新政革命”还代表着一种长期倾向的新动态,“黄金十年”则主要是作者的发现,所以他用了“被忘却的”、“失落的”一类词汇,来形容这一段在他看来被曲解的历史。在中国海峡两岸、乃至欧美和日本的主流学者中,将1895—1945年的中日关系史视为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侵略与中国被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无疑占据主导地位。而“黄金十年”的内涵,绝不仅仅限于客观上的相安无事和互惠互利,而是包括了双方主观上的相互接纳甚至认同,即中国方面接受日方的同文宣传与体用经验,以日本为模式,模仿明治维新的方法步骤,并得到日方在许多领域的具体援助。日方则一方面有强盛东亚以抵抗欧美列强的需要,一方面想偿还长期以来从中国文明受惠的恩情债,对中国的新政给予了认真和卓有成效的帮助。其结果,新政取得的重大成就,速度上甚至超过明治维新。这一论点被质疑的普遍程度,恐怕比“新政革命”更为广泛。放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今天,简直有点儿冒天下之大不韪。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详细介绍了这两个概念产生形成的过程。任达教授长期从事近代中日关系史(1870—1945)的研究,1976—1980年,曾在东京进行教研活动,那时主要是研究东亚同文会和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他受Jansen、实藤惠秀、王风岗、黄福庆、林明德等人著作的影响,从清末中日教育关系史入手,于1986年开始形成“黄金十年”的概念。此后,他先后到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从事为期两年的资料收集与研究,并出席各地召开的有关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和报告,与各国学者广泛交流意见,了解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动态,逐步扩大完善了具体范围与内容。1989年回到美国后,经过与同事的认真讨论,形成“新政革命”的概念,相继发表了几篇论文,从而奠定了本书的基调。

在几年的研究与交流过程中,作者相当全面地掌握了各方面的批评和反对意见,因而在书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答辩与申论。他认为,许多人觉得,以日本侵略占支配地位的近代中日关系史没有重估价值。但事实上,对于近代中日关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特别是1931—1945年侵华战争后政局变化的影响。人们不仅根本否定清末日本援华的动机,而且宁肯忘却由此所产生的实际成果。而对新政的贬低,更加剧了上述倾向。这种贬低来自理论与事实两方面,理论方面,对于革命的理解狭隘,颂扬革命而低估改革,向往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历史观,限制了学者认识以宁静的知识和制度变革为特征的新政革命。而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革命的方式呈多样性,以非暴力不流血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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