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完整呈现引人深思的金国衰亡史 细节还原惊心动魄的城池攻防战）mobi，azw3本书以蒙金战争期间几场重要的“围城战”为主线，还原了几场关键大型战役中双方军事布局和交战历程，揭秘了金国内部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变、兵变及权力更迭，展现了中都、汴京等城市被蒙古军围困期间，金国军民的抵御策略，以及物资短缺、疫病来袭情境中的挣扎求存及心理状态。作者以通俗晓畅的笔法完整呈现了金王朝从组织抵御、负隅顽抗到君死国亡的全过程，金朝的治乱兴衰之缘由寓于叙事之中。
外部面临新兴势力的冲击，境内自然灾害频繁，而统治集团权力斗争导致人祸不断，君主又缺乏力挽狂澜的雄才大略……种种因素使得金国国势日益窘困，终堕入绝境。金朝的亡国史有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超越时代的镜鉴意义。
金朝的亡国史，吸引人的还有其浓重的悲剧色彩。
金朝皇位迭传九代，凡一百二十年，最后二十四年都在苦苦抵抗蒙古对中原的侵袭。这期间，金朝更换了三位皇帝。
成吉思汗斥为“庸懦”的卫绍王，《金史》赞美他身形颀长，美髯须，生性俭约，不好华饰。胡沙虎发动兵变后，一些见风使舵的大臣纷纷污蔑卫绍王“失道”，罪有应得。他身边的人却觉得，从他当政期间的作为看，“中材不及者多矣”。卫绍王之后的宣宗，史家赞许他“励精图治”“勤政忧民”，中兴有望，惋惜他生性苛刻，喜好猜忌，卒无成功。金朝真正意义上的末代皇帝哀宗，在四面楚歌的蔡州围城中，对着侍臣悲叹：我当了“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并没犯下什么大错，下场却和历代荒淫暴乱之君一样，“等为亡国”，好不甘心！
这些历史评骘，多半寄托了中原文化精英对故国和旧主的哀思。不过，从种种迹象看，金朝最后这三位君主，秉性确实不坏。
卫绍王刚即位，山东境内的一段黄河忽然变清。相传“黄河清，圣人生”，举国大庆。不料一个叫杨珪的人上书扬言：浊水反清，分明是灾异，何况，“假使圣人生，恐不在今日”。这种话放到哪一朝都是死罪，卫绍王只是吩咐“锁还本管”。宣宗末年，两位太医给小皇孙治病，用药过猛，病人一命呜呼，法当抵命。宣宗说：若是朕的叔伯兄弟之子，就该法办，为朕的孙子而杀人，实属不忍。最终两太医只是挨了一顿板子后革职。哀宗刚即位，有人披麻戴孝，在宫门前大哭大笑，声称自己笑的是“许大天下将相无人”，哭的是“祖宗家国破荡至此”。臣僚要求严惩，哀宗不同意：不久前刚下过广开言路的诏书，何况“此人言亦有理，止不应哭笑阙下耳”，杖责了事。
一个专制君主，手握视草民为蝼蚁的生杀大权，在国步艰难、沧海横流的岁月，遇上有人主动挑衅添堵，尚愿意克制一下动用“合法伤害权”的冲动，实在称得上宽仁之主。许多普通人，若在他们的处境，未必做得到。按照孟子的政治理想，若再加把劲，将这一分“恻隐之心”推及天下，就是“仁不可胜用”的圣王了。
从女真到蒙古，从蒙古到清朝，为何北方民族对“汉化”的陷阱，总是既恐惧又身不由己沉溺其中？马克思的名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常被当作标准答案。不过，今日流行文化相对论，进化论意义上的“文明”和“野蛮”，绝对界线日益模糊，具体问题还需具体分析。
英国哲人穆勒（J.S.Mill）认为，不论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追求的终极人生目标都是快乐的最大化，而快乐有质量之差，学会欣赏和享受高质量快乐的人，很难放弃并转而追求低等快乐。叛逃匈奴的汉人提醒单于，汉人的缯絮，不如毡裘便于驰骋，汉人的佳肴，不如干酪食用便捷；《阙特勤碑》叮嘱突厥子孙，千万小心唐人的甜言蜜语、金银锦缎。这恰恰证明，对于被排斥在发达农耕社会边缘的人群来说，这些单凭感官就能体验到的诱惑，委实难以抵抗。
由俭入奢易。绫罗绸缎，纵马驰骋一蹭就破，却比兽皮缝制的衣袍华丽舒适。青瓷白瓷，行军途中一颠就碎，却比木盘木碗赏心悦目。品位再精致一点，自然觉得“风吹草低见牛羊”不如“金缕小钿花草斗，翠绦更结同心扣”（金章宗《蝶恋花·聚骨扇》）……对征服了中原富庶之地的女真人来说，这份享受的清单还可以无限扩大下去。享乐自然要付出代价，出舆入辇、洞房清宫、甘脆肥浓、明眸皓齿，这些都是裹着糖衣的“毒药”，先哲的教诲岂是虚言！
当然，耳目口腹之欲只是一方面，可谓是自下而上的，还有自上而下的。
金朝废掉刘豫的傀儡政权，直接统治中原地区，女真人大批迁徙进入汉地。要建设和统治这样一个超部族的、复杂的政治体，原来那些“约法三章”的简陋习俗、“哥哥弟弟”的亲缘关系，都不太管用。如果没有蒙古、突厥那样别树一帜的内亚政治传统，那么，势必要充分利用华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和仪文制度等政治资源。学者将这种现象精辟地总结为“能夏则大”。女真人原本生活方式就接近汉人，又缺乏自成套数的民族文化，实在别无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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