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mobi，azw3（得到年度推荐图书，2017年坎迪尔历史奖大奖作品，影响俄国历史命运的流放之地！） (汗青堂系列 15)本书作者丹尼尔•比尔运用19世纪的新闻报道、官方报告和俄国小说，为读者呈现出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残酷性及其囚犯悲剧性又鼓舞人心的命运。
西伯利亚被称为“没有屋顶的大监狱”。从19世纪初到俄国革命，沙皇政权将超过100万名囚犯及其家人流放到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本书生动刻画了普通罪犯和政治激进分子、农奴制和村庄政治的受害者、追随丈夫和父亲的妻子与孩子的历史，以及逃犯和赏金猎人的历史。
本书启用了俄罗斯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档案馆中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一手资料，讲述了沙皇俄国奋力管理其可怕的刑罚殖民地的故事，以及西伯利亚对现代世界的政治力量的重大影响。
随着国家在18世纪加强中央集权，它不断增加对社会的控制。很多此前无罪的活动（砍伐橡树、采盐、流浪、进入私人土地、乞讨等）变成罪行，并可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在安娜女皇（1730—1740年在位）和伊丽莎白女皇在位期间，刑罚殖民通过一堆新法律发展了起来。新法律让欠债者、宗教异见人士和罪犯也成了西伯利亚非自愿的新成员。帝国也见证，或者至少现在能够记录，轻微犯罪和有组织的严重盗匪行为均明显增加。这两类犯罪活动都为西伯利亚的刑罚工厂增加了新成员。俄国欧洲部分城市里的妓女、窃贼、醉鬼和乞丐经常会遭到围捕，然后被带到西伯利亚。28
随着农奴制加紧对俄国农民的控制，国家和不愿放弃自由的百姓之间的暴力冲突也出现了。18世纪，俄国因暴力起义而动荡不安，如1707—1708年的布拉文起义与1773—1775年哥萨克人和农民起义，后者由叶梅利扬·普加乔夫领导，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兵败的起义者如果躲过了大屠杀和绞刑架，就会戴着镣铐被送往西伯利亚。29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造反，而只是想要逃离农奴制和长达25年的兵役，于是他们躲进了俄国的乡村地区。无法出具国内证件的流动劳工和乞丐会被（常常是直接）当作逃亡的农奴或逃兵，从而遭受鞭打和流放。随着流浪在1823年被定为犯罪行为，上述惩罚这些劳工和乞丐的做法达到了高潮，每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数激增。在1819至1822年间，每年有超过4000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23年，这一数字增加到近7000人，次年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一番。1826至1846年的20年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16万人中有48500人是被判为流浪者。30
18世纪后期，俄国第一次出现了思想领域的反对力量。在乌格利奇起义者被放逐到托博尔斯克近两个世纪后，俄国专制政权仍然将西伯利亚视为一个倾卸异见人士和颠覆者的便利场所。历任沙皇都把宗教当作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堡垒。叶卡捷琳娜大帝流放了成千上万名旧礼仪派（反对17世纪60年代的宗教礼仪改革的东正教信徒）成员和乌托邦教派（如鞭笞派和莫洛阁尼耶派）成员。这些驱逐活动确立了一种迫害和流放宗教异见人士的模式，这种模式将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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