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全三卷）。驻日大使、外交官与学者的双重视角解读日本历史。包括《日本史：律令国家的兴衰与武家政权的建立》，《日本史：分裂与统一的280年》，《日本史：江户时代》。
《日本史：律令国家的兴衰与武家政权的建立》本书是英国前驻日大使、日本近代史学家乔治·贝利·桑瑟姆爵士的三卷本《日本史》中的第一卷，讲述了日本人的起源，描绘了王室宫廷生活，审视了圆滑的公家与好战的武家之间的冲突；详细描述了日本的封建社会，阐释了它的内部压力，以及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行为表现，尤其是13世纪最后几十年应对蒙古人攻击时期，以镰仓幕府瓦解结束。
行政系统
借助近来的知识和认识，全面审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神话部分，可以发现它们的史料价值似乎并没有像两书最早的西方翻译者所认为的那么不堪。那些伟大的学术先驱（张伯伦、阿斯顿和默多克）往往执念于“记纪”显而易见的缺点。他们寻求的是确切的日期和精确的记录，因而自然对书中的前后矛盾和存在问题的年代编排感到失望。但那些缺陷本身也很重要，因为它们能够透露7世纪日本人的想法。“记纪”的编纂（约700年）正值外来思想（儒家和佛教）在日本迅速扩大影响之时，但两书显示出传统信仰的力量依旧强大，本土崇拜仍然富有生命力。从那时起，不仅书中许多神话继续在民间传说中流传，而且即便发生了理应将传统粉碎的重大事件，“记纪”所支持的那些为君之道和治国理论仍然长期存在于历朝的政治思想之中。面对矛盾和否定，古老的模式仍能延续不断，这真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新的政治局面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最终却都与早期的信条、主义协调一致。这可能是由于神道这一民族崇拜本身没有什么实在的特征。事实上，神道并非一种宗教或思想体系，而是国民禀性与气质的表达。
这一古老的仪式性异教信仰为何能在未触及自身明显缺点的情况下得以流传，我们可以在义理的话中找到清晰的解释。下文选自其大作《日本佛教》，借以诚挚地缅怀他：
它缺乏道德准则；其祷告与献祭都意在获得现世的幸福，背后却没有任何精神或心灵上的祝福意愿。然而，这些古怪的空隙中莫名其妙地充斥着强烈的爱国精神。正由于此，日本被称作神国，其中大的神明统辖国家，小的神明统辖城镇村落；不论贵贱，死后都可以在国家、城镇或家族的崇拜中找到适当的位置。神道的思想是如此原始纯朴，以至于我们几乎不该说它 神化了自然的风物。它们只是在持续不断的国民生活中被当作重要的事实接受，人们不过会就其所关心的事情向它们祈祷、恳求。国民生活中的这种集体感虽然是以近似孩童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但事实上等于在说个体仅作为家族一员而存在，而家族仅作为国家一员而存在。现在必须为过去的传统和将来的需要而自我牺牲。如此，日本的英雄主义便自然而然地从宗教中产生；而这一宗教如果不凭借纯粹理性予以感性的理解，就会像童话一样荒谬可笑。
……
日本海盗
日本的历史记录很早就提到过海盗。934年，一位著名的日本诗人纪贯之结束其土佐守的职务返回京都。在日记中，他描述了沿内陆海域的航程，并提到了船长为避开海盗船而采取的预防措施。任何旅行者在这些水域中乘船通过时，都会注意到有许多小湾和海峡，海盗隐藏其中，等待受害者经过。
中国人抱怨的日本海盗主要是在内陆或九州海岸的边界中自由行动的人。像忽那这样的家族，他们并不区分行盗和合法贸易，并且大多数西国大名都对海上交通感兴趣。总体来说，平氏，尤其是清盛氏分支，都从中获得了很大的助力。1185年平氏战败之后，中央政府再也没能控制那些财产转移到海岸地区的武士家族。
这些人用自己的小船袭击了蒙古的入侵者，或者沿着内海将军需送到了九州，但他们发现，与蒙古人的战争结束后，自己已经没有立身之处了。由于镰仓幕府在他们的待遇方面很吝啬，因此他们可以声称是被迫从事海盗活动。他们的人数在增加，在南北朝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他们是由一个名叫村上义弘的水军头子组织的，其根据地在伊予海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为后醍醐军队的指挥官，特别是九州的怀良亲王提供了宝贵的帮助。那些不参加内战的海盗在朝鲜和山东半岛沿海地区从事私贸易、绑架和其他形式的抢劫。他们让中国人和朝鲜人都感到恐惧，被称为倭寇，即日本海盗。